那是我从西藏回来不久，回到曾经读大学的北京。92年的时候，北京的校园歌手好像都没事干，都去找大钟寺一个广告公司的卢某。还有一个王亡，据说是从深圳先科弄到了钱，也开始张罗着帮助这些人(我是挑我知道的事儿说啊)。当时苏越好象刚刚完成包装制的试验，摇滚乐仍旧低调地找场地排练，南方，是否已经有炒作民谣的意图，我不清楚。

　　啊，空气中满是就要动听的音符，比起炒股的吆喝声是差点，基本上也就排第二位吧。根据投入资金的雄厚、制作操控的熟练以及现场演出的积累，市场化中国的流行音乐在那时可以罗列出来的新生事物有：台湾魔岩的“三杰”，香港“城市”民谣的艾敬，北京“校园”民谣的诸生，摇滚中国“火”一干人，汉唐“新民谣”的普通百姓，等等。当然，老的那些，80年代就开始试图市场化的芸芸众声，也还是那些，我就不说了，也不清楚。

　　那确是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季节。

　　我和广天就是在这样的小气候里认识的。介绍我们认识的中间人说他曾给广告公司做音乐，说我正在跟王亡的纪录片《我毕业了》争音乐报酬，双方的“当下处境”是困惑于音乐制作的独立精神和民间诗歌的文本走势等等……我俩于是在大家的安排之下聚到一起，为这些事说得焦头烂额。

　　张广天是上海人，随父母在贵州遵义某“三线厂”长大；我是四川人，地址在今重庆永川，他比我大四岁。地图上一看，两人小时候成长的地方相距不远，基本上都呆在西南地区一片山川和丘陵之中。我于是就这样以为，地理环境影响了我们的某些幽远和缜密的思维特征。不管性格如何，不管见解如何，我是觉得我们的那什么“语境”中总有老杜的影子：故国山河在嘛，城春那个草木深。

　　随着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巨变，我们从各自的境遇中逐渐迁徙到北京去，两个毫无来历和背景的自由职业者，能在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呢？我们默默地认为应该走着瞧。

　　初期，我们搞到一个广告公司，也没好好做业务，挣点钱就拿来买电脑练习打字，给各地的朋友传送诗文，义务录入什么的。后来机会降临，公司又搞到了一部电视剧和两张音乐专辑的生产合同，挺多的人民币冲昏了我们好奇的头脑，在分别与音乐家出版社、康艺出版社洽谈了销售事宜之后，两张音乐专辑《毛泽东》、《吟唱生涯》和那部不知名的电视剧排名不分先后地也就问世了。……那正儿八经是工业——我要说。用钱去弄来很多设备一点一点鼓捣，技术环节挺多又兼以人多嘴杂，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是外行在管着内行，我反正是有些晕了也记不起太多细节。(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