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磨床工人。

　　父亲很希望我有一技之长，所以，我岁数还小的时候，就想让我学乐器。那时，正值文化革命，许多抄家物品在旧货店里出售，据说，我父亲看见一架德国的三角钢琴，才卖五百块钱，但是，一来住房太小放不下，再就是因为，即使是五百元，对劳动阶层也是相当大的数目。那真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时代，不过，真正赤贫的人们也就饱饱眼福了事。

　　后来，我随他们去了贵州遵义，那里有一个工业基地，许多上海人到那里支援建设。环境极为艰苦，粮食不够，副食匮缺，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两次豆制品。文化生活就更贫乏了，学习音乐几乎是奢望。孩子们的玩具多是报废的螺丝钉、轴承和打磨的鹅卵石。天天是隆隆的机器声，满目是泥浆四溅的基建工地。但是，偶见的阳光却出奇的宁静，照射在万人空巷的宿舍区。大人们都去上班了，孩子们聚在一起玩得很欢腾。

　　我的好日子不长，学龄前的嬉戏很快结束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也不放过任何可以让我接触音乐的机会。我们楼下住着民兵连长小王，他的京胡拉得不错。我就跟他学习，学费是每星期我们家请他吃饭。

　　跟小王老师学习既有乐趣，也很枯燥。京胡的弓法很特殊，需要好的臂力、腕力和指力，而对于小孩需要痛苦的磨练。父亲与小王老师配合，红脸白脸，几乎是灌输式、填鸭式。但以后想来，这种教育方式有必要，孩童的不良习惯可以及早纠正。

　　现在回忆小王老师，已经想不起他的教学，印象最深的是民兵连发枪的事。小王发到一支德国造左轮手枪，一直拿在手上晃悠，我坐在一边拉曲子，心思全不在乐谱上。他比划着，不知怎么就走了火，枪声大极了，震动了全楼，屋角被击穿一个洞，他的脸色煞白。我第一次听见枪声，第一次看见人的脸可以白成这样。结果，大家都来了，议论纷纷，甚是混乱。自然，我那天的练习就可以逃脱掉了。

　　两年以后，小王的琴艺已不够教我的了。父亲带着我到遵义城里遍访名师，我记得京剧团有个老头有两下子，他纠正了我的指法，还讲了如何恰当运用上滑音和下滑音。这时候，我拉的曲目都是样板戏的唱段，对初学者来说，极为幸运。因为，这些音乐博采众长，融几代民族民间艺人的成就于一体，可以说是中国音乐的集大成，而且又朴素、简约、正气浩然。

　　三年级那年，父母把我送回上海。途径金华，正值那里武斗的间歇，一床床棉被铺在楼房的窗台上，冷飕飕的枪眼指着行人。我们赶紧离开了这个多事之地，转道去了汤溪舅舅家。在舅舅家听广播，得知我们走后的第二天，有两个人被手榴弹炸死。

　　在上海，我开始了比较正规的音乐训练。我的新老师是一个名角的琴师，年纪很大了，因为右派言论丢了工作，赋闲在家。他给了我一些样板戏的总谱，用五线谱教我练习。我得以了解各个声部的变化，并且摈弃了原来随便加花的坏习惯，严格地按谱子的垫音演奏。他给我的总谱成了我最早的音乐启蒙材料，对我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是，那时我还太小，太贪玩，总是用捉迷藏的办法逃避教学，没有让老师称心如意。我现在还保留有一本《红灯记》的总谱，上面写有他的名字。如今，他已不在人世，我留着这本谱子，以纪念他的教诲。

　　后来，我去了市少年宫，参加了不少文艺活动，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演出。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歌咏比赛特别多，我们学校让我担任合唱指挥，实际上那只是一种摆设，表演的噱头，不过，可以在体育馆当着许多别的学校的师生出风头，也是件十足光彩的事。因为我出尽风头，就不好好学习，觉得自己有些特别，招来别人的嫉妒。我们班有对兄弟，是老留级生，听说是某军区司令的儿子，他们周围聚拢着一批“小兄弟”，总是与我过不去。为此，我也组织了一些“同道”，和他们对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还给我的“同道”们每人买了一册单行本《论持久战》，当时这本书零售价只有七分钱。小孩子谁读得懂这样的书呢？倒是成了我们这伙人的一种标志和时尚。不过，我们的活动比他们有趣，女孩子也愿意和我们来往，渐渐地，他们的人都加盟到我们这一边。在我快升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二三十人，在永嘉路那一带小有名气了。我们经常在闲置的公共汽车里聚会，记得有一次我给大家讲《珍珠塔》的故事，被一个汽车修理工听见，说这是黄色故事，还对我们发出了警告；我们越来越过头，冬天，居然敢把印有朱德委员长头像的报纸用来生火取暖；甚至还躲到一个同学家学抽烟；在附近中国中学的防空洞里探究男女性事的秘密；一直发展到夜里去把“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中学”的招牌偷换对调的程度；当然，还聚众打架、逃课、考试作弊……直到有一天，我们学校组织看电影，一个平时和我很要好的女生在电影院跟我讲，说我学坏了，我才开始有所警觉。她比我大一些，而且早熟，似乎懂得比我多，我很能听得进她的劝告。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段，好象天在下雪，非常宁静，我感觉得到她暖湿的呼吸落在我面庞上的温度。她说我和他们不一样，还说起了她的父母。不知怎的，这些话触动了我的思念之情，我突然非常非常想念我在西南的父母。于是，我一下子就沉默寡言起来，一连给我父亲发了三封信，要他来接我。

　　父亲来接我的时候，毛主席死了。全国都笼罩在悲恸欲绝的气氛里，我也很悲伤，可那不是因为领袖的去世，却是来自少年的成长。成长需要一些突发事件，比如一个时代结束了，比如我马上要走了，要与你们告别了。

　　多年以后，我有诗文记载当时的感受：

　　“整个的你是一个‘背’字，有时代表一个背影，有时代表背诵课文，有时代表背着手看我，有时代表背道而驰。四月的雨微屈前膝，白皑的布裙一路捕捉花色，欣欣然扑面而来。

　　“宁静的街景融化在阳光里，你指着一幅支援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壁画说起爱情。一切的惊慌、痛楚游离在外，去到不远处的防空洞里，去到寂寥的洒满月光的夜里，去到参天的乔木透明的指尖，去到梦的毛茸茸的边缘……这样的时刻，只需要一口烟，无论是炊烟还是云雾，你就会募然化作大理石神像。

　　“但你究竟是天鹅，给过我拯救的纸船。天晓得哪一天洪水会来呢？我却把那叶纸船揉皱。你戴上花环，束好腰带，还有晃一晃就把记忆抹黑的头发，断然离去。而我已经无法记起，在你的那本写满临别赠言的书上，我留下了什么。”

　　　　　　　　　　　　　　　二

　　我的初中是在贵州念的，我的高中又回到了上海。

　　初中时期，我的音乐教育几乎停止了。没有人要求我练琴，我的京胡挂在墙上，蒙着厚厚一层灰，雨天过去以后，蛇皮裂开了。有一年春天，报纸上说戏曲学校招生，我的条件正在招收范围。我母亲很想让我去，可是考试地点最近的也在杭州。当时，我父亲离开了学校，在一家工厂做采购员，正好出差，没有人可以送我去应考。我记得，那些日子，我每天趴在宿舍区的墙上，远远望着路的尽头，总是希望走过来的一个人就是父亲，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招生截止日期已过，父亲还是没有回家。我仿佛知道这和我的命运有关，可是自己却对此无能为力。我开始懂得失望。

　　初中我的教育主要是在课外完成的，父亲给我准备了很多诗书，为我制定了一个计划。我读这些书，读得很苦，失去了和别的孩子玩闹的机会，变得象个书呆子。好在家里有一台电唱机，我和妹妹经常用它听音乐。我妹妹学的是大提琴，现在钢琴弹得也不错，可是她似乎与音乐无缘。那时，妹妹是我的音乐同学，我们听柴可夫斯基，听贝多芬，听斯特劳斯，听得如痴如醉。可是，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们：“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我终于发现，父亲是很不懂音乐的，他有时甚至很讨厌音乐。后来，我搞乐队，我们的作品他也不欣赏，与我合作的人，他也不怎么喜欢。我就更断定他是恨音乐的。可是，多年以后，有一天我从谋生的路上回到家里，他告诉我他刚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仿佛听见我在吟唱，而且歌声清越，就象从后楼传来一样真切。我渐渐发现，我不在家的日子，他总是拿出我的唱片一遍一遍地听。现在，我几乎和谁都不怎么聊音乐了，却经常和我父母聊。我发现，他们的反应是那么敏锐，那么准确。尤其是父亲，他的耳朵有点聋，我在钢琴上写一首歌，他似乎没有听见，可是，忽然他就会注意到一些很不平常的细节。

　　因为要升学，我再次孑然一身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和我离开它时已经很不一样了。街道不再安静，行人也多了起来。我没有考上重点中学，在卢湾区的一个普通学校就读。我时常独自回到徐汇区永嘉路一带徘徊，并不去找小学的同学，只是想在那些弄堂和三角花园听取我们孩提时代嬉闹的动静。可是，除了风声、雨声和流行歌曲的靡靡之音，什么都听不见了。我再次回到我们曾经常去的电影院，在那里，出其不意地遇到了原来读过《论持久战》的小同伴，他告诉我，我走以后大家还在一起玩，可是，后来闹腾得事越来越大，直到有一个犯了强奸罪被逮起来了。

　　两年前，我又想起这些往事，一些声音挥之不去，就写了一个弦乐四重奏。

　　我念高中的学校在市中心，学生都不太爱学习，男女学生都很重穿扮，而我经常拿着一把油布伞，穿着一件塌肩的粗布两用衫，显得很不入流。可是，因为我喜欢写些诗歌，英文也不错，和谁都聊得来，自然也就很受大家欢迎。我记得，一件粗布两用衫，还有一件绿卡其布军装，我一直穿了一年半，直到后来我母亲来了，才给我买了一套时新的衣服，为了我穿上新衣服的事，我们学校还当作新闻传了几天。因为我来去如常，也就成了习惯和风格，大家和我倒也处得极和睦。

　　我们班有个女孩，个子高挑，眉色深邃，骨架支起一些秀气的线条，非常引人注目。一次，上课的时候她让人传递一本物理书给我，里面藏着一张字条，居然是直白的求爱信。我记不起具体写些什么了，反正有一句是说我的眼睛明亮。我的眼睛明亮吗？我一直不知道。我很害怕她的那些语言，回家躲在厕所里一遍又一遍地看，最后决定拒绝她。我写了一些很虚伪的话，还是藏在物理书里，用同样的方法传还给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问自己：难道真的不喜欢她？

　　接到我的信以后，她很失望，我也开始后悔。于是，我疯狂地写诗，当然，在这以前也写。我想不起那些日子有没有专门为她写的诗，可是，后来有过。我写道：

　　“日历已不需一次次转过脸去，爸爸和兄弟的胡子再也不从她的腰下伸出手来指控那个男孩，黑漆漆的，回答那些想入非非的夜晚。一辈子似乎太长，自行车铃穿过电话铃打了个结儿，拴住从这个窗口伸出的手和拖进那扇门户的脚。”

　　到了高二，又有一次机会，我们同在一个英语课外活动小组。这样，我们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轻松的谈话要比鸿雁传情令人自然一些，渐渐地，我们入了佳境。我们成天在一起读文学的书，雨果，歌德，莱蒙托夫，普希金……可是，好景不长，残酷的高考剥夺了我们相处的时间。我先去考了上戏编导系，专业课通过了，但父亲阻止了我。因为，他听说我们那届是为西北地区定向培养的，他不愿意让我去外地。我也没有太多坚持，接下来就参加全国统考。高考揭榜，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人考取了本科，大部都落第了。

　　我和她分手，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想来很可笑的原因。她在与我好了不久之后，与一个女生说起了我们之间的事，还说她可能有了身孕。我觉得这是造谣，不可忍受，于是，就有了间隙，和她疏远了。上了大学以后，我反思这件事，觉得荒唐，就主动去找她，还请她来学校玩了一次，可是，后来再约会，她就没有赴约。我想，可能是我伤害了她。

　　其实，我心里很难忘记她。我妹妹开始也反对我和她好，但后来我再交女朋友，我妹妹说，一个不如一个好看，最好看的还是她。

　　她没有考上学，听说后来去做了模特。(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