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闹的娱乐圈里，陈道明算是位特立独行的人物，演戏之余，往往深居简出；即使不得不参加一些公开的宣传活动，也是惜字如金。如果有哪位记者胆敢问他些愚蠢的问题，必将遭到他的抢白。于是，“孤芳自赏”、“冷漠清高”这些词就成为一些人对他性格的描述。不过陈道明本人却觉得非常冤枉，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那么“各色”，他同意接受我的访问，并且还不断地追问：我究竟怪在哪儿了？

　　我觉得自我净化是一种美德，独处时才能安安静静地思考

　　杨澜串联词：陈道明的身上流露着一股圈内人少有的文人气质，这还要追溯到他的家庭。父母、手足，除了医生就是教师，而演艺圈一直被学问深厚的父亲视作“文化死角”。

　　杨澜(以下简称“杨”)：你是不是一直有意识地使自己和这个圈子保持一定的距离？

　　陈道明(以下简称“陈”)：不是有意识的，我在圈子里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慢慢地大家也习惯了，一上酒桌就觉得是一种煎熬。

　　杨：没话说。

　　陈：没话说，因为我不喝酒，尤其有这么一两次，当一个人喝醉酒，一个主题，一句话跟你说五遍的时候，你就感到一种窝火，一种愤怒。

　　杨：觉得好像别人强加给你的。

　　陈：对。你还得客客气气地听着呢。他跟你说五遍，一个名片递你八张。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烦。

　　杨：那跟什么样的人你说着说着话越来越多呢？真要是跟钱钟书坐在一块儿聊天时候你话多吗？

　　陈：没，更没话了。

　　杨：不敢说了。

　　陈：不敢说了，可能跟我自己对话多一些，我经常就是在跟自己问一些问题吧。

　　杨：问自己什么问题呢？

　　陈：那太多了，是否睡觉都要问一下，那太多了。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矛盾的人。就是有些想法，做法，想法跟想法也矛盾，做法跟做法也矛盾，想法跟做法也矛盾，就是特别矛盾。有时候这种矛盾吧，是一种愉快，有时候也是一种痛苦。

　　杨：那你太像个哲人了。

　　陈：那倒没有。其实你仔细一想，包括现在社会一天到晚在强调竞争，往往就忽略和忘记了独处的美德。

　　杨：德行在什么地方？德行好像要对别人有益处才叫德行。

　　陈：我觉得是自我净化，自我调教，教化自己，这个在独处当中才能够真正安安静静地去思考。

　　杨：那你靠什么来消解自己来排泄自己的一些压力和情绪？

　　陈：我有第二支点吧，我能二半吊子地一直在弹琴。

　　杨：弹钢琴？

　　陈：对，这一直是我抒发自己的好与不好的一个输出口。

　　杨：你16岁就进了天津人艺？

　　陈：在1971年那个年代，可能我父亲是因为他的职业，或是因为他对于男人的理解，或热闹的娱乐圈里，陈道明算是位独立特行的人物，演戏之余，往往深居简出；即使不得不参加一些公开的宣传活动，也是惜字如金。如果有哪位记者胆敢问他些愚蠢的问题，必将遭到他的抢白。于是，“孤芳自赏”、“冷漠清高”这些词就成为一些人对他性格的描述。不过陈道明本人却觉得非常冤枉，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那么“各色”，他同意接受我的访问，并且还不断地追问：我究竟怪在哪儿了？是对于社会当中职业本身存在的价值的含金量，他总觉得好像我不做这行，应该更好吧。

　　杨：那你又为什么非要进这行呢？

　　陈：我没有非进，我真是没有非进。那时候因为我是肯定要上山下乡的，根据我的条件。我们中学的老师陈建同(音)对我非常好。然后好像那时候从部队一直到地方都在招收所谓新的文艺力量，我们这个老师，只要来个团体他就给我推荐一下。然后呢，正好天津人艺来招生，他又领我去了，他说你必须得去，我说我不去，(他说)必须得去。就这么阴错阳差的，就考上了。

　　杨：你还记得刚去天津人艺的时候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

　　陈：那时候我就记得我没演过什么角色！

　　杨：民兵，背景总演过？群众演员？

　　陈：第一幕演匪兵，第二幕演民兵，第三幕演解放军，到第四幕就演群众。我记得好像就是这么一个流程。那时候我记得我挨过批吧，也当然是对职业的不满了，演一个群众匪兵……

　　杨：没有叫群众匪兵的……

　　陈：就是群众演员，匪兵，就是我最后一幕，从左边幕条跑到右边幕条，就是说，冲啊，跑过去了。

　　杨：你就是被追赶的那个。

　　陈：于是乎我就画了半拉脸。

　　杨：因为你想，只有半边脸。

　　陈：只有半边脸，我冲着那边，观众在这边，我就画这半边就可以了，而且，我一跑过去就完事了。挨了一通批。

　　杨：够懒的。

　　陈：不是懒，我那时候也是一种情绪上的抗争，怎么总是让我演这个？

　　杨：那你那时候想演什么呀？那时候还不知道哈姆雷特，只知道李玉和。

　　陈：那时候就知道在舞台前面能说话，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光荣的一个存在。

　　杨：那你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种光荣的存在呢？

　　陈：主角？

　　杨：配角，咱别说主角，像模像样有几句台词的？

　　陈：《蔡文姬》。《蔡文姬》的曹丕。

　　我也曾经沉寂，演员这职业是一个侥幸存在

　　杨澜串联词：陈道明终于没有真的改行，1978年，他考入中戏。1984年，刚刚毕业两年的他凭借电视剧《末代皇帝》一夜成名，1990年，他又把钱钟书《围城》中那个玩世不恭的方鸿渐演绎得入木三分。然而，正处于顶峰时期，陈道明却几乎回绝了当时所有的片约。

　　杨：那时候是你自己不愿意上戏？

　　陈：我就是不愿意上，就是不喜欢，我觉得一到摄制组我觉得就是到了一个炼狱。就是不愿意上。包括拍完《英雄》我歇了一年。你给了我什么样的诱惑我也不动。

　　杨：那你是在干一件自己不是那么由衷喜欢的事情？

　　陈：我，1983年你想，拍《末代皇帝》，那时候所谓的电视在人们当中还是一个稀罕物呢。一个电视剧，烂得不能再烂的，也能让全国人共知晓。

　　杨：那时候一共也没有几个频道。

　　陈：对呀，所以那时候尤其拍了这么个戏，可以说是得来全没费功夫，所以没有那心理挣扎。

　　杨：你那时候同班同学有什么人比你早出名的？

　　陈：没有，我们班同学现在一直在默默耕耘呢。

　　杨：你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侥幸的感觉。

　　陈：演员就很侥幸，演员本身这职业就是一个侥幸存在的。

　　杨：但是你从艺30年了，就不能用侥幸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陈：但是有人从艺60年什么都不是呢。那你说我算不算侥幸？还是算侥幸的。

　　杨：你在不同的阶段都有自己的代表性的作品，应该说基本上比较平顺，但是这中间肯定有低潮的时候是吗。

　　陈：我正想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沉寂过或者是叫做很一般过，甚至所谓的按照这个行业来讲是走下坡的时候，或者就是特别不精神的时候。

　　杨：哪段时间？

　　陈：1993到1998，1999那个年代吧。

　　杨：那也有五六年的时间。

　　陈：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觉得哎哟，我着急，哎哟，我不愉快，或者，哎哟，我郁闷。我没有，我还是觉得挺好。所以我经过这一段的检验，我知道我将来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还是很快乐。

　　杨：你在中戏上学的时候，据说有整整一年都没跟老师说过话，是吗？

　　陈：主讲老师，对，我们班主任，其实这老师特别好。

　　杨：你干吗不理人家？

　　陈：我就觉得，戏剧学院总抱着发黄的教材教我，我觉得对学生不负责。我演戏不想照本宣科。

　　杨：演《英雄》的时候，你的位置都非常固定，而且我觉得从剧本的角度来说，你那个人物也是非常符号化的。

　　陈：这是著名导演对我的考验，我谢谢这种考验。

　　杨：你消受得起吗？

　　陈：这考验以后最好别有。我觉得《英雄》就电影而言，就是一个商业片。里头也别嚼出什么样的哲学问题，社会主题，没有这么大问题。也不代表所有的电影本质，它就是一个电影，一个能赚钱的电影，这不就够了嘛。

　　当导演要跟所有人打交道，那不是我的强项

　　杨澜串联词：在2002年的电视剧《黑洞》中，陈道明又给人们带来了一个中国电视上很少见的“忧郁的犯罪分子”的形象———聂明宇，这是他出演的第一个反派角色，陈道明相当投入，参与了大量前期创作，甚至自己撰写台词。

　　陈：他是一个变态的畸形儿，聂明宇从行为来讲就这么点儿，所谓现在商场上的一些人，或者是这一些事情，其实有很多丰富多彩的。但是你仔细想，在聂明宇身上没有发生多少事，我主要演绎的是他的历史。这个人的痛苦史。

　　杨：就是你要告诉人，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陈：这个人的痛苦史，在最小的篇幅里完成最大的信息量。从口罩开始，大家可能觉得口罩好像是一个不经意的道具，其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口罩，是中国人那时候的必需品，大围巾，戴一口罩。

　　所以呢，其实他的很多美好，是在历史上，他经常在回忆自己，包括他拉手风琴，他拉的那些曲子都是老曲子，就是他最美丽的时候，能够使他最舒缓的时候，是在他享受历史的时候，现而今是残酷的。

　　杨：你也挺用心的是吧，这个手风琴、口罩这都是你自己去找来的道具，是吧？

　　陈：对，对。包括那个房间的设置，当时的房间不是那样。我建议让他们给拆了，重新搭。

　　杨：做道具的也没有意见？

　　陈：原来就是华丽，所谓的老板，就是极尽华丽之能事。我觉得不一定，有很多老板是因为钱而在的，有很多老板是因为精神而在的。不一定。

　　杨：其实像你这样性格的人是非常容易被修理。

　　陈：还好，别人没顾得上我。

　　杨：因为你并不是一个去迎合别人，而且你自己的想法很坚定的人。

　　陈：嗨，我觉得特别荣幸。因为我不侵略别人。

　　杨：可是你会告诉导演，哎，这样，我们这样再来一条，你会告诉别的演员，那样演不行，咱们再来一个。

　　陈：如果这个被修理的话，那导演有问题。

　　杨：可是当你还不是这么大牌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你这演员，你应该演好你自己的部分就行了，你干吗东管西管的？

　　陈：那不行，你一个全片并不代表一个演员在就行了。那我明明看到，(背景为)清朝的时候，你摆一个这样的灯，我肯定要提，导演，这不对，这个我当然要说了。按说跟我表演没关系，但是不行，它影响了我。

　　杨：很多到你这个阶段的演员，如果他对创作的各个方面有兴趣和想法的话，他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人，甚至身兼数职，好像没听说你有这样的动静？

　　陈：有，有很多人找过我，但我拒绝了。

　　杨：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不试试呢？

　　陈：我就觉得不舒服。做导演很累。

　　杨：你是因为怕累呀？

　　陈：身心疲惫吧，因为做导演要跟所有的人打交道。

　　杨：所以你是因为不想跟别人接触？

　　陈：跟全组上下所有的人你都要谈，你都要说。这不是我的长项。我这个人不是很善于交流。所以呢，我又怕我呢，因为我的个性吧，太武断。别人存在不了，所以呢，避免自我灾难和别人的灾难，于是乎，我就没有去想。

　　杨：你说你非常喜欢小说《白鹿原》里面有一个地主，你说这个别人让他弯腰，他就是不弯，最后是被打断了腰，而不得不弯。你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些年慢慢地磨砺下来，会不会变得起码比你十几年前要世故一些？

　　陈：这是肯定，处理一些问题肯定要有方法。我不管它叫世故，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演员，因为一件事情而有情绪，或者是不演了，为什么？因为，制作人应该一月一号付工资的，他没付。可是合同上明明写的是付，三号拖到五号，五号拖到十号。这演员于是乎愤怒了，我不演了。这要按道理说，制片人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可是为什么在咱这儿站得住脚？而演员是倒霉的。

　　杨：这事儿如果要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选择？

　　陈：所以我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在世故当中，用一种方法来处理。

　　杨：你怎么处理？

　　陈：我就是接着演，我一直演到你不好意思。

　　杨：但是人家也有就好意思的，是吧？

　　陈：我还没碰到。

　　杨：那你又是很幸运的。

　　陈：哎。

　　杨澜结束语：有这样一类角色是陈道明特别擅长扮演的：他们外表冷静理智，内心却充满纠葛，其实这何尝不是他本人的写照呢。这么多年磨损下来，要做到完全的清高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他却苦苦坚持着处事的原则和个性的底线，这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许也正是他的表演灵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