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06月12日讯 在采访过程中，当李伯清谈到自己过去的生活、前后两个妻子时，他的眼眶红了又红———情窦没开就结了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我22岁那年，娃儿他妈是1969年第一批下乡到仁寿县的知青。我们的结合是经别人介绍。当时人还不懂事，脑子里对老婆的要求就是：人长得不错，品德好，能生活就好了。认识1年后，1970年我们就结婚了。我当时还没长醒，想都没想过结了婚就会

生娃娃。第二年大儿子李静出生后，我才喊糟了。因为当时娃娃户口只能随母，而她是农村户口，这样娃娃和老婆都成了黑户。

　　那个时候我是木制器厂的工人，每月工资29.50元，穷啊！一次李静发烧，全身痉挛，我抱他上医院，连一分钱挂号费都没有，只有扯谎说“晕针”，躲开医生，直到他把孩子治好后才告诉他没钱挂号。我的房子都是租的公房，要经常搬家，当时搬家要在户口本上盖个公章，一年下来我就盖了7个章，别人给我送了个外号“李搬家”。

　　我一直扭到房管所的干部解决房子问题，他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让我填掉一个公共厕所来盖房子，我没有填，不然就发了哦。每逢雨季，房管所就要来修屋顶，虽说是免费，但每个月1块3毛的租房费，我拖欠得最多，因此就没有我的份。我对房管所干部说：“师傅，就请你把床头上的洞移到厨房里头去嘛！”逗得他苦笑，结果反而是第一个给我家修屋顶。与发妻离婚很无奈

　　1973年，小儿子李飞又出世了。当时我还想过给娃娃们取名李无户和李无粮（就是说他们没有户口和粮食）。为了多挣点钱，我辞职离开了工作了12年的木制器厂，用朋友给的50块钱，买了个架架车，开始卖苦力搬运河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从南门大桥下的羊皮坝往位于暑袜街的省物质局拉河沙。当时我最想做的工作有两种，一是拉人力三轮车，因为他们每天带着眼屎出门都能挣到米钱，后来我说书有钱后，还专门买了辆三轮车蹬了几个月，想体验体验。二是炊事员，因为这样不仅我自己能吃饱饭，还可以拿点东西回家给娃娃和他妈。

　　作为男人，我一直是先顾家，后顾自己。别人送我7成新的裤子，我把前面开口扎起来给老婆穿；而老婆5成旧的裤子，我把前面开道口自己穿。出门上街，我穿得邋遢，就故意跟在他们后面保持一段距离，结果娃儿他们在前头吃油条、锅魁时，还有过路人提醒他们：“小心你们后面那个老几（指我）要抢你们吃的！”

　　由于我一个人要养三个黑户人，总有些力不从心。娃娃她妈的同学已经陆续回城，看到同学这个嫁得不错，那个回城了，还是很羡慕，我们经常吵架。因为穷我当时性格也很古怪，一两句不和就吵架，急了就会对她拳打脚踢，1979年她提出离婚，我同意了，小儿子跟她，大儿子跟我。离婚时我做了首诗：“满天风雨一腔愁，十载患难心相同；而今相依情何在，耿耿痴心付东流！”现在的妻子很善良

　　我现在的妻子小徐，最大优点就是善良。她人真的很好，为我她付出太多了。如果说我的散打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么她是用她的青春年华来付出的，她承受了很多同龄女孩子不该承受的压力，我精神上的压力也附加给了她。

　　小徐的父亲是位工程师，她是家里的老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她家里的人对于我们的结合非常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我比她大，如果我走在了她的前面，我希望她今后能生活得很好。后记

　　《李伯清走红十年无私车》刊出后，许多读者不相信李伯清的话，认为他哭穷，昨天李伯清向记者亮出他的家底：重庆群众艺术馆给了我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但没给产权；我大儿子的车，主要是他岳父家买的；小儿子在银行工作了8年，才攒够了钱买了辆小车。我是一个苗圃的总裁，但只是挂个名字；在我的演出中，40%以上是公益演出，而在剩下的商演中，又有一半以上因为种种人情关系要打折，有时遇到奸商，演出完了还收不到钱。

　　昨日一些企业纷纷致电本报，希望借邀请李伯清演出的机会来帮助他。当记者把这些话转达给李伯清的时候，他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我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但是我是一个成功的朋友。为了让父老乡亲不再牵挂我，我现在告诉大家：我李伯清还是一天三包烟，三两饭，三个小时睡眠和超负荷的工作应酬，支撑我的最大信念，就是你们！谢谢了！” 本报记者 宋红 周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