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延毅

　　不消说在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众多碑刻中，它是绝对的“另类”，即以清代以前全国的碑刻论，它亦属罕见。这，就是孔府中被世俗称为“白话碑”的那一通。

　　“碑”高1．45米，宽0．71米，厚0．18米。跟孔庙、孔林的“御碑”及一般碑刻相比

，虽然“寒酸”得很，但论起“知名度”与影响来，却并不在那些碑刻之下（包括“御碑”）。

　　不大的“碑”面，分作两层，分别记述了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与“前衍圣公”孔克坚以及洪武六年（1373年）八月二十九日与“袭封衍圣公”孔希学（克坚之子）的两次谈话（所谓“戒谕”）。前者是乡音俚语的白话体，后者是圣语纶音的古文体。先入为主的原故吧，就被称为“白话碑”了（称其为“碑”，不太确切：“碑者，悲也”，一般不能立于家中；据其内容，实属“铭”类）。又因，所载并非全为朱元璋之言，故未入“御碑”之林。

　　刚刚建立起大明政权的朱皇帝，在接见孔克坚时的谈话，一派口语，堪称“老妪亦解”。文字不多，兹录于后（标点为笔者所加）：

　　（上曰：）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对曰：臣五十三岁也。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

　　“戒谕”中的“也”、“者”，都是语助词，如今的皖语中，仍可或闻。“中不中”的“中”，义同“行”或“可以”，更是纯属“乡音”。

　　朱元璋这番不太长的话语，现在看来，值得注意的似有如下几点：

　　其一，反映了他从“武功”转入“文治”的政治策略的转变（借助“衍圣公”，张扬儒家的“三纲五常”，巩固其统治）与急切心情。

　　其二，反映了他皇权至上的观念。孔克坚袭封衍圣公，是国子祭酒，年纪又长他十多岁，按常理，他应当亲自前往，聆听其关于“国是”的宏论，而他却反而让孔来后，“戒谕”了一番。

　　其三，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朱元璋谈话时所用的白话体。据个人所知，此前的正史与皇帝的“实录”中，凡皇帝之言，都特别的文辞高古，声调铿锵，似乎不如是便不足以显示“天子”的神圣与非凡（出身草莽的皇帝之言，史官、文士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修饰、润色）。而朱皇帝对孔克坚的“戒谕”，却反其道而行，用了“粗俗”的白话，便决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应该是颇具深心的。一方面，他想以彼此耳熟能详的方音方言的“拉家常”方式，增进亲切感、亲和力，使其入耳著心。另方面，也不无借此来提倡一种朴实、晓畅与实用的文风的考虑。相关的“旁证”材料，也不难找到。他曾宣称，“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萦听”（《明史·茹太素传》），并于洪武九年，专门制定了“建言格式”，印发全国（《明太祖集·建言格式序》）。另，换个角度观之，其白话“圣旨”，也是有意为之的。众所周知，他出身贫寒，没上过学，文化知识是后来学得的。以其心理推测，自然也忌讳别人说他“粗鄙无文”。而“白话碑”与《遇恩录》中，记述了他的白话“谕旨”（均在洪武年间刊刻、印刷），他竟不以为忤和出自己的“洋相”，就更是证明。

　　语云：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在其白话“谕旨”的影响之下，其第四子朱棣当皇帝后（即“永乐”），也发过一些白话“谕旨”。至清，据我所知，嘉庆、光绪等，也曾发过这样的谕旨。但其影响，决不止此，对于有明一代的文士与文风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明代出现了那么多“古白话”小说，如《三国志》、《西游记》、《水浒传》、“三言二拍”等，文学内部发展因素之外，朱元璋、朱棣等的白话“谕旨”在推动明代这类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04月09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