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继堂

　　有人谈到高阳历史小说的影响时，曾借用人们对中国古代一位文学家的评价说：“有水井的地方就有高阳。”这种评价是否准确，另当别论。而高阳的历史小说在海峡两岸的当代读者中曾刮起两股旋风，倒是事实。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本人的《台湾小说发展史》要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书中，高阳的历史小说刊专章。虽然高阳的重要作品都研读过，

但总觉得评价起来不是很踏实。正在此时，天赐良机。高阳要以台湾《联合报》特邀记者的身份来上海参加“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我们在会上不期而遇。不过3天会议高阳只参加一天，而且他还不驻会。高阳又是一个热门人物，采访、约见的人很多，能否相约一谈，实在没有把握。会议开幕式之后，瞅准一个空当，我说出了交谈的要求。他立即答应，并相邀我坐在了咖啡厅的沙发上。

　　高阳身材高大，稍嫌清瘦，谈话豪爽大方，眼睛里闪烁着智慧之光，话语和着缭绕的烟缕滔滔不绝。高阳是杭州人，本名许晏骈。他有个先人是清朝高宗时的举人，生有八子，其中七子金榜题名。皇帝赐许家“七子登科”的金匾一幅，这是许家最大的荣耀。高阳的祖父许乃钉，是清朝的翰林，曾任江苏巡抚。他的母亲是个才女，饱读古书，对他创作历史小说的影响最大。高阳的母亲对他管教甚严，常常给他讲历史故事，教他读古书。他是在“书堆里长大”。有时母亲为了让高阳好好读书，常常守在高阳身旁。这种家教环境，养成了高阳自幼爱读书的习惯。他常常搂着厚厚的一部历史书，找个僻静处，坐在藤骑上，一读就是一天。这种家教和好学，使他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这是他后来成为历史小说家的最大资本。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描写官商的小说《胡雪岩》。据高阳说，胡雪岩实有其人，也是杭州人，不仅与高阳是同乡，而且与高阳家是亲戚，祖上相交甚密。胡雪岩常到高阳家住宿。高阳的家人常向高阳讲述胡雪岩的故事。高阳对胡雪岩耳熟能详。高阳在小说的构思中着重表现商场和官场的互动，探讨东方封建制度下的商、政关系。所以该书在西方非常流行，成了西方人打开中国市场的重要参照资料。高阳还谈到要实事求是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他认为，康熙是一个很讲科学、很有实干精神的皇帝。因而在康熙时代才有大量的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康熙深受汤若望的影响，接受了西方的科学观念。他事必躬亲，决不是光坐在宝座上批奏章，对于下面报送的资料，他一定要核实，亲眼看见试验和辩证的过程。康熙也是一个很有理性，很有远见的皇帝。所以高阳认为，康熙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盛世之一。没有康熙打下的基础，清朝也难有后来的“乾嘉盛世”。高阳这种正确的历史观，成了他历史小说的灵魂。

　　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为分界线，高阳前半生从政，后半生从文。一般来说有才华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是不适合从政的，也驾驶不了政治风云。高阳虽然在国民党军中也挣扎多年，但始终未能登上高位。他从军中退伍之后进入文坛，倒如鱼得水，才华和特长很快得到发挥，在不长的时间内，著作源源出版。他的60多部小说，几乎写尽了中国历史上的传奇故事，成为台湾文坛的翘楚。

　　高阳为人豁达豪爽，颇有李白那种“今日有酒今日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概。他很富，也很穷。有时几部书的版税到手，一下成为大富；有时夜掷千金，一下变成穷光蛋。据说，他去世以后，一方面有许多版税未收回，另一方面，又欠下许多酒债，身后由他的红颜知己为他偿还。因而人们称高阳为中国当代“奇人”。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04月14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