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

　　大型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终于将从21日起到25日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每晚黄金时间与观众见面了。从采访摄制到如今播出，3年多来的每个日日夜夜里，我和摄制组的同仁俱感到有一种光芒的照耀，从中得到一种净化和充实。西南联大这段历史蕴藏着无穷魅力。倾听今天那些仅存的当事人的叙述时，仍可以感觉出一股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在激

荡。

　　对于我，此片的拍摄是一个从“传说”到寻觅的过程。年幼的时候，我就从父母那儿听到了西南联大的故事。当我父母辈还在青春时，家乡昆明城曾经来过一大批举世闻名的学者。他们蓝布长衫，落落大方，以一种共赴国难的高风亮节照亮了整个社会。那时候，小城的富人家都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了。太太们收起了绣花衣服。小姐们则放开被缠的小脚，到学校去念书。而每当联大教授举办讲座，昆明街头的店铺就会收铺板关门，因为老板与伙计都要去听讲。演讲内容，有时是时事，有时是《红楼梦》。讲到国破之痛，台上的教授流泪痛呼，台下的群众一片悲愤。

　　西南联大已成为我童年的梦境，他们是集体的苏武，南方阳光下的义勇军。岁月流逝，人生沧桑并没有能够磨灭这些珍贵的回忆。面对中华民族的漫漫历史长河，我们永远都只是一些孩子。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民族的骄傲与传统的品格，永远是支撑我们心灵最持久和最主要的力量。

　　当日寇入侵的野蛮事件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五千年文化传统发生了强烈的冲突时，西南联大应运而生。这是一个群体，不是由某一个巨人可以代表的。它的丰富蕴藉，不止在于它拥有一大批文化名人，更在于它在战火硝烟中，飘泊于山河，从而跌宕有序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灵魂中那些令一个民族走过五千年长河的珍贵品质与力量。可以说，西南联大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页浓缩的中国文化史和民族史。

　　在西南联大的校歌里有一句歌词———“绝徼移栽桢干质”。绝徼，指荒僻的边土；桢干质，指大树良材。把那些正在成长的国家的栋梁之材，移栽到边远的地方去，保护起来，免受日寇的摧残，积蓄民族未来的希望。这是3所大学从北往南，在血与火中进行艰难转移的根本目的。

　　“保存与保护民族文化与人才”，在当时几乎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据一位原东北流亡学生回忆，当他找到张学良将军，要求上前线时，张学良却对他说：“我要武，也要文。你们是文武全才，应该到后方去读书。”从而使他走上了“读书救国”之路。当年，步行团的师生们走到贵州一个偏僻小县玉屏时，看到一张县长“布告”，上面称这些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精神领袖”，要求民众于此国难关头予以爱护。民间的纯朴精神还表现在昆明市民为流亡师生们准备的茶馆里。西南联大校友、曾经身有体会的李政道博士盛赞：“昆明的茶馆民风体现出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帮助。”

　　中华民族古老的“气节”传统在此已被升华和演绎，从而成为一个再创历史、励志崛起的强大行动。诸多教授学者，不在日伪统治下任职，宁愿举家为难民，逃离沦陷区，义不容辞地作出了“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选择。后来抗战胜利，大学返回北平时就有规定：凡曾留在日伪大学中做事的职员可以用，而曾在日伪大学中留任的教员一律不能留任。可见“教授”的价值是有人格价值含量的。这里显示出一种“中国文化人”的价值标准，即：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知识，而且也应该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在今天，这仍然应当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的一个坐标。

　　西南联大留碑于昆明。哲学家冯友兰作碑文曰：“世界列强，虽新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那一种历史实践中考验而来的民族自信力，其墨香余韵，已非一般书斋文字可比。

　　半个世纪后，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签名的，正是当年在昆明跑警报的西南联大学生邓稼先。消逝的西南联大在这里传出巨大的历史回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当西南联大校友、久居海外的杨振宁从过去的同学邓稼先处听到“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时，禁不住热泪盈眶；此时，再来理解为寻找原子弹试验失败原因而只身步入险区的邓稼先，理解他的临终遗言———“我死而无憾”，中国语汇中“人杰”这个称谓，已经被西南联大赋予了更新更深的内涵。与当前在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人才”概念相比，这里的“人杰”，具有一种信念以及为信念献身的中国特质。随着今天中华民族的崛起，西南联大的史事愈显出它弥久的穿透力和那种涵纳了民族古今的磊落情怀。

　　在史学、美学与人格力量的追求上，摄制这部片子对于我实有如重上大学，它给了我一个重睹大师风采的学习机遇。我由衷地感谢所有支持与参加这部片子的摄制的人们。使我们联系起来的是一股恒久的凝聚力，愿它照耀我们的人生。

　　（本文作者系《西南联大启示录》一片总编导、撰稿、制片人）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04月16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