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表现农村与农民题材的河南作家李佩甫，最近又推出了以中原大地为背景的30万言的长篇小说《城的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被该社收入较有影响的“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中。
作家这部构思写作3年的小说，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
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在现实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在权力的迷阵中突围，最终完成了他及整个家族“挺进”城市之役。这其中既表现出了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又从另一侧面批判了这种现状的不合理性，呼唤着时代变革的早日到来，呼唤着健康人格的重塑。支书女儿刘汉香在情感的折磨中站立起来，则以自己的心点亮了“挺进”城市之灯。
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在开掘人的内心世界上，有了新的深度，由重客观描写转为着重表现人的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有了理想之光，如书名所提示的，这里不仅写了表象上的农民由“乡”进“城”的指路明灯，而且有了人的精神上的升华之光。笔者就此作品与作者李佩甫进行了对话。
问：从《李氏家族》开始，你的长篇小说都是以“平原”为背景，大多是表现乡村与农民题材的。你这次最新创作的《城的灯》与前边几部小说比较，有什么异同？在题材上，人物的刻画上，有什么新的追求？
答：很久了，我一直研究“土壤”。“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而就《城的灯》这部长篇来说，它的不同，首先在于“城”的出现，“城”的诱惑。写的是“逃离”和“建设”，是“植物”（人）的精神成长史；更重要的是，这部长篇有“光”，理想之光。
问：你为什么将这部长篇的题目定为《城的灯》，听说这个题目是你在作品完成前才想到的，通过这个题目，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答：这里的“城”是有双重含义的，它既是物质的“城”，也是精神的“城”。这部长篇里所要表述的，也可以说是两个“神话”：一是要进入物质的“城”，另一个是建设精神的“城”，这两种成功虽不在一个层面上，但客观地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都获得了成功。就题目而言，是很费了些气力的，为找一个更合适的题目，我整整想了一年而不得，夜不能寐啊！后来，就在稿子将要杀青的时候，我才“借”到了一个题目，是来自《圣经》里的一句话。如果要问题目的含义的话，是在同一土地（平原）上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走出”。
问：读《城的灯》，从主人公之一冯家昌的所作所为中，总让人想到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他们都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牺牲品。他们之间，有哪些相同点，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答：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逃离”，他们都是要逃离乡村的。不同的是，高加林是忘“本”，是没有责任感的。而冯家昌则身负重任，他肩负着一个家族的使命，是要“连根拔起”的。冯家昌也不仅仅是要“逃离”，他要“占领”。同时，高加林是以退出城市宣告失败，冯家昌则率领众兄弟挺进了城市。另外，冯家昌身上是带有烙印的。近年来，我在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一直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后来发现我错了，贫寒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更大，在某种意义上说，贫穷（尤其是精神上的贫穷）对人的戕害甚至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冯家昌是极有代表性的。
问：你十分注意小说语言的提炼，从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开始，就形成了自己清新蕴藉、耐人咀嚼的语言风格。在《城的灯》这部小说中，我们注意到了你的语言更加圆熟、具有诗性的张力。你在对那种现状的批判中，为什么要使用这种美的语言？这种对比强烈的效果，是不是你所刻意追求的？
答：说不上刻意。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里所说的“语言”已经不是文字本身，它是一种载体，是思维的载体，是认识的载体，那应该是一种带有生命质量的表述。文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排列组合产生了意义，而这种组合是思维和认识的结晶。在写作过程中，对语言也的确是费了一些力气，那也是为了更准确地表现人物罢了。如果说，这部长篇的语言有什么诗意的话，那主要是有了“光”，有了一位美丽的、光芒四射的女性，是“光”照亮了文字。
问：在你的作品中，对官场、对农村政权的阴暗面大多持批判态度，主要人物多是灰色，或多色调的，但这一次，你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农村青年刘汉香的形象。她不仅承受了苦难和情感的折磨，而且带领乡亲共同致富，完成了从“乡”到“城”的过渡。这其中寄寓着什么理想和思考？
答：我认为单说“灰色”是不准确的。我前边说过，我的作品大多是写“土地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做为“植物”来写的，主要是写生命的丰富性，也就是展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多色调。而就《城的灯》而言，则是对现实生活的一次“走出”，也就是为现实生活点上了一盏“灯”。因为生活本就是有“灯”的。刘汉香就是人们心中光芒四射的“灯”。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04月22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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