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梅

　　爸爸走了，去找妈妈了。妈妈在那一个世界里已呆了16年。

　　爸爸88岁，算得上高寿了，但他的离去还是使我伤心不已。爸妈从年轻到老年的样貌，就像电影一样，以服饰形象的形式在我眼前掠过。特别是，深夜里。

　　数十年，在历史长河中不算长，在人生历程中却不算短。我记事时，正是20世纪五十年代，那时爸爸戴着无框金丝眼镜，蛮精神的。他是医生，或制服或西服，总是一副知识分子样儿。妈妈手巧，自己会做衣服会绣花，不但打扮哥哥们和我，她自己的形象也很漂亮，很优雅。我很喜欢看他们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领带、旗袍、绣花鞋……1916年出生的爸爸和1921年出生的妈妈，在三四十年代时，正值风度翩翩光彩照人之际。

　　后来，人们的着装越来越朴素，爸爸的眼镜框换成塑料的，妈妈也穿上灰色列宁服或布棉袄。在脸谱化的年代里，服饰形象显示着人们不打折扣的政治立场。“左”的思潮最猛烈的时候，爸爸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送医送药。那是去内蒙古，和我后来插队的地方相距150公里。我和妈妈为爸爸做了一身黑布面的棉裤棉袄，中式的。做了一双黑布棉鞋，并买了一顶黑布的棉帽子，就像当年八路军的那样。这身衣服在爸爸返津后去医院上班时也穿了好一阵儿。我清楚地记得爸爸拉着棉袄前襟说：“这哪像医生，我怎么觉得像卖白菜的？！”我们都笑了，笑得很复杂。因为这样的衣服在当时才可以融入群众之中。

　　我庆幸我没有像一些同学那样批判过曾经穿西装或是戴帽刺儿（瓜皮帽）的父辈，他们拿着父辈照片高呼“打倒”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当然，我也因此没有被批准加入红卫兵。我曾静静地将那些西装旗袍照片烧了，虽然照片付之一炬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我没有因表现积极而给爸爸雪上加霜，这使我免除了无法补偿的遗憾。

　　我只是把爸爸的西服剪成片儿了，以致改革开放后没能再恢复原样儿。妈妈的金首饰都上交了，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妈妈很想得开，但看到别人戴金表，还是不免勾起了一些伤感。在我的力主下，我和二哥各拿了10元钱，妈妈自己添了10元钱，买了一块镀钛的坤表。在这之前，坤表已消失了很多年，重又有些闪光的金色，妈妈可高兴了。她何曾贪图过虚荣，服饰记录下历史。

　　爸爸赶上的好日子更多一些，开放政策带来了富裕，带来了宽松。爸爸爱赶时髦，浅蓝色的塑料凉鞋，红花条的毛衣、鲜艳色布拼接的防寒服以及新式的医用白大褂，都曾使爸爸兴高采烈过。

　　服饰，负载着历史，哪怕是一个片断。服饰形象记录着人生，不论谁翻阅自己家人的相册，都可以透视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一段路，这就是服饰文化，它怎么会述说得完呢？

　　（董克诚插图）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04月23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