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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一次由官方出面参与的国际重要美术展览，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从策划到因SARS流产的过程始终备受关注。结果虽然令人遗憾，但这一事件所包含的意义和将会产生的影响却十分耐人寻味

　　随着6月13日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式的临近，威尼斯中国馆已成为越飘越远的一个梦。而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正是“梦想与冲突”——现在回味起来显得特别意味深长。

　　“威尼斯就像当代艺术的奥林匹克，”策展助理、知名策展人黄笃说道，“中国馆因SARS而未能成行，大家都很失落。”

　　“生活是神奇的，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只能随遇而安。”参展艺术家、著名建筑师王澍说。他的作品已运抵威尼斯，如今那些等待进一步组装的材料和元件散落在一间仓库的角落里。

　　接触威尼斯

　　中国当代艺术家开始以民间和个人身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从1993年开始的。每隔两年，他们三五成群地出现在威尼斯的街头巷尾，在这个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双年展上迅速为自己赢得国际声誉。

　　但是，作为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部分，却始终没有中国的位置。所谓国家馆是威尼斯双年展中与主题展、外围展并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双年展的规定，主题展与外围展由策展人按一定主题在国际范围内挑选艺术家参加。但国家馆应由该国文化部门牵头，其主题由自己任意制定，可以与主题展毫不相关。因此国家馆可以充分体现各国艺术的自主性，这也是威尼斯双年展推行国际化的重要一环。

　　中国官方真正开始意识到建国家馆的重要并正式采取行动，是在去年的8月。其时，文化部委托其下属单位中国展览交流中心，正式向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报名，申请成立中国馆，威尼斯方面给了热情的回应，迅速答复批准。

　　按中国展览交流中心副总经理、此次展览总协调人阎东的解释，官方决定参展的原因是：“考虑到中国当代艺术所应具有的地位，和艺术家个人参展作品良莠不齐并经常造成不良国际影响，以及台湾在威尼斯设有地区馆，所以，我国文化部门决定在50届威尼斯双年展申报国家馆。”

　　再定位不如造境

　　2002年9月，文化部艺术司司长冯远牵头成立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审议委员会，10月，委员会决定由范迪安担任策展人，黄笃为其担任策展助理。

　　“我与黄笃被选中的方案叫《再定位》，”范迪安介绍道，“这主要与威尼斯中国馆所承载的重要意义有关。从双年展的角度说，这一举动体现了当今国际艺坛对于中国艺术和华人艺术的继续关注，从中国艺术的角度说，建立国家馆，有利于根据中国自主地推出本土艺术家，改变以往完全‘被’选择的状况。我认为以前长期‘被’选择的命运使世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十分片面，‘再定位’就是要通过中国人主动参与国际双年展的行为，令世界对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但是，在议委会讨论时，大多数专家认为“再定位”方案有些过于宽泛，需要修改。于是，时任议委会委员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著名书法家王镛，又补充提出了一个“新家”的方案。方案一提出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于是王镛也被一致推举为策展人。

　　考虑到“新家”的概念过于直白，议委会决定用“境象”两个字做主题。为此他们生造了一个英文词，叫做Synthi-Scapes，再翻成中文为“造境”。他们认为，这个词最能表达这个主题的精髓。

　　好比建在天安门旁

　　对任何艺术家而言，能够第一批加入威尼斯中国馆都是一种荣誉。同时选择哪些艺术家对任何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展览也都会是一个敏感话题。

　　“在‘造境’的主题下，能够担负营造新家使命的建筑家显得至为重要。主题刚一确定，王澍的名字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范迪安说。

　　王澍现居浙江杭州，中国美院教授、著名建筑师、艺术家，他长期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传统建筑观念和语言在今天都市建筑中运用的可能性。在去年以“都市营造”为主题的上海双年展上，其新作宁波航运大楼改建的宁波美术馆，在当今西方现代建筑鳞次栉比的中国令人耳目一新。

　　2003年春节前一周，在中展中心的安排下，王澍与阎东、范迪安、黄笃一道赴威尼斯为中国馆选址。与那些在博物馆或美术馆举办的展览不同，每到双年展，整个威尼斯城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美术馆。因此国家馆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到了这时，选择的余地其实已经不大。因为许多好地方已经被别人预定了。最终他们选了一家两层楼图书馆，有400多平米，由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大师桑疏维诺设计，非常漂亮。

　　王澍评论说，那里的“缺点是房高太矮，只有不到三米，展出架上绘画非常完美，但展出装置就不那么合适了。”

　　但是，那里的一大优点是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位于圣马可广场，是几乎所有上岛人员的必经之处。在那建馆就好比建在了天安门广场旁边。而且，4个月的租金只有80万左右，相当低廉。馆址就这样定了下来。

　　代表中国的5位艺术家

　　地址选定，5名艺术家也随之敲定。除王澍外，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雕塑家展望，上海的录像艺术家杨福东，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副教授、雕塑家刘建华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剪纸艺术家吕胜中分别被圈定。

　　“我认为选择这5个人是比较理想的。”范迪安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在尝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元素或精神从事当代艺术的实验。”

　　这五人中，除杨福东录像作品《天上天上，茉莉茉莉》曾在去年上海双年展展出，其他四位艺术家均为本次展览进行了专门的创作。

　　以剪纸系列作品《小红人》闻名于世的吕胜中拿出了一个新作：《山水书房》。它实际是利用现代装置的方法制作出一个大书架，书架上放置着百科全书式上千部各类书籍，通过拼排，吕胜中使这些书脊组成一幅巨大的古代山水画。观者可以在这间类似书房的屋子中轻松休息、欣赏和理解，自由从书架上翻阅书籍或画册。

　　“其实，用书皮做作品的想法我早就有，这次终于得以实现。”吕胜中说，“这个作品最累的就是找书，这几个月我几乎走遍北京所有的书店、出版社和旧书滩，挑选适合这件作品的书籍。”

　　范迪安对吕胜中的新作给了高度评价：“他的这个作品对自己的创作是一个突破。至少可以叫某些以为当代艺术就是灵机一动那么简单的人改变一下看法。”

　　相比之下，范迪安对王澍的作品“拆筑间”有一点担心。他坦言说，“作为中国馆的门面，我总希望它能首先从视觉上抓住观众。”他觉得王澍的作品视觉冲击力不够强烈。但王澍对“拆筑间”却信心十足。

　　“拆筑间”是把中国馆的大门入口和走廊进行改造，将意大利古典式的大门改造成了精巧而优美的中国“园林”风格特点的拱门，又利用院子投射到走廊的自然光，用钢模和灰砖砌成了“墙与漏墙”，使走廊空间变成中国式的“院子”。

　　“我对‘拆筑间’倾注了极深的感情，”王澍说，“一看中国馆我就想起那本假想马可波罗与忽必烈对话的书。杭州与威尼斯的对话将会非常有意思，我想，同样是拥有古典建筑精品的城市，一个面目全非一个却变化不大。当时我就有了把中国园林植入威尼斯的想法，园林的拆与筑也是近年来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和现在流行的观念不同，我不喜欢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东西，要依靠刺激才能够审美是人们审美能力退化的表现。”

　　另外两位艺术家，刘建华的作品“日常-易碎”准备布置在二层，它使用陶瓷烧制成的大量生活用品，色彩均为白色，展厅中间悬挂一个枕头造型，三面墙上安放日常生活用品造型，营造出了卧室的私密空间和“梦”的联想；杨福东的作品将与吕胜中的作品都放在二层展出。

　　会是SARS搅的局？

　　“直到4月10日，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王澍回忆说，“据说文化部的经费也要批下来了。但没想到SARS来得如此突然。”

　　作为中国馆总协调人，阎东因此事流产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中国馆没有成行的原因确定是SARS，外界的无端猜测没有根据。“阎东对中国《新闻周刊》申明，“所谓文化部封杀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前卫艺术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

　　流言之一是文化部的资金迟迟不到位。“我的作品花了8万多，完全是自己出钱，图书也都是自己找。”吕胜中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完成的进度。海外著名艺术家费大为曾提出为中国馆联系一笔赞助，但却被拒绝了。”

　　据记者了解，由于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决定是在去年五六月间做出的，而申报下一年活动经费的时间往往在年初。因此，文化部并未对威尼斯双年展留出预算缺口，所以中展申报的200万经费迟迟不能到位。

　　SARS危机后，范迪安曾提出过一个补救方案。即在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在中国同期展出中国馆。这个“中国的威尼斯中国馆”方案迅速得到意大利方面回应。策展人波纳米对此方案大为称赞，称它恰恰体现了“梦想与冲突”的主题含义。

　　但文化部却没有批准这个看起来很有意思的艺术活动。“原因有两方面，”阎东解释道，一是经费问题，文化部对出国参展提供经费是没问题的，但在国内展出就不宜再提供资金了；另外就是SARS的影响还未消除，北京的展览和演出活动近期不会恢复，恐怕赶不上6月13日的开幕式，如果推迟到威尼斯双年展后展出意义又不太大。

　　现在，对中国馆未能落地威尼斯惟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印一本质量精美的画册送到威尼斯代表中国馆。

　　6月8日晚10点，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命运再次出现转机。黄笃惊喜地从电话中得知，广东美术馆馆长王衡生表示同意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于7月10日左右在广东美术馆展出。

　　“我终于可以给威尼斯组委会一个答复了，”黄笃说，“这将是威尼斯双年展第一次在威尼斯之外的地方展出。”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张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