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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史上，用在“奔跑”上的胶卷大概和用在枪战和亲热戏上的胶卷数量差不多。“奔跑”这个词，光是在电影片名里就出现过起码有300次，比如汤姆·梯克沃的《罗拉快跑》。而以“奔跑”作为线索的间谍片、侦探片、武侠片、公路片、动作片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奔跑”作为一种电影词汇，也很被导演们看好，尤其是表现人间的劫后相逢、亲人们的离别经年或者逃离子弹的背影时，以快动作或慢动作呈现的奔跑常被用来营造一个电影高潮，所以作为电影习语的“奔跑”事实上已是陈词滥调。
张艺谋的两部片子《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也几乎是靠了两个年轻女孩的两次奔跑赢得了一片喝彩。是这两个女孩跑得特别好看呢？还是张艺谋把这两次奔跑拍得特别美？或者是这两次奔跑的意义非同小可？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张艺谋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好的“长跑教练”。
首先，张艺谋的“运动员”都符合理想的“长跑选手”的心理素质：脾气犟，有拼搏精神，而且百折不挠。这一点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和《活着》的“运动员”们身上就看得出来。尤其是秋菊，她遇到官司的时候，身体已经很不方便，可她硬是凭着一股子竞走精神，从村里到县里，最后到省城，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心上走了一遍。张艺谋无疑从凯旋的秋菊身上看到了中国人得金牌的希望所在。于是他一鼓作气让一声不吭的魏敏芝在《一个都不能少》里面既长跑又短跑，一直跑到令威尼斯电影节的影评人都感动不已，把金狮奖给了他这个“教练”。接着张艺谋训练了章子怡在他的《我的父亲母亲》里跑。“我的母亲”和秋菊、魏敏芝一样，话少，认死理，“咬定青山不放松”，执拗地要把自己和村里新来老师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老师被突然的政治命运带离时，“我的母亲”就抱着热滚滚的一大盆饺子去追赶“我的父亲”，她跑啊跑，跑啊跑，越跑越美，在岁月的惊涛骇浪里，教练张艺谋成功地把迫害变成了抒情诗，把绝望换成希望，让所有天真的观众信以为真———只要你坚持跑下去，你就会赢的。
当然，张艺谋屡屡地为我们中国电影界捧回金牌绝非易事。他毫无疑问是现今中国最杰出的“教练”。（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张艺谋很聪明地意识到中国“女队”的奔跑比“男队”有更多获奖的希望，所以他栽培的无一例外的都是女选手。）不过，他棋高一着的地方主要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叫“运动员”发力和收力，懂得如何控制运动量和“运动员”的后劲。在《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中，张艺谋很注意“等待”和“奔跑”的比例，注意“奔跑”前的热身和之后的调节。有大量情节剧的导演滥用“奔跑”，把演员和观众都累得精疲力尽还不肯罢休。张艺谋则很高明，他知道只有魏敏芝的苦苦守候和“我的母亲”的长长等待才能让她们的“奔跑”显示意义，所以他毫不吝啬地让魏敏芝在电视台门口等了几天，让“我的母亲”等了几年，一直到观众的眼泪收干的时候，他感叹一声“铁棒磨成针”，观众和评委的眼泪再度流下来。
欧洲新浪潮时期的代表作《四百击》（1959）的结尾有一段震动电影世界的“奔跑”：13岁的“坏孩子”从管教所里逃跑，他不停地向前跑，既不拐弯也不回头，穿过丛林穿过房屋，一直奔到大海。随着他的奔跑，人声越来越少，自然界的声音，比如鸟声，则越来越清晰。这是一串令人难忘的奔跑，一种在失控中单方面的奔赴，至于他要奔赴的是何处，显然是叫人凄怆不已的———这个不幸的孩子已然被势如潮涌的时空给定了罪，他的奔跑因此一方面是对时空的抛弃，一方面也是让人无限悲伤地向虚空的投奔。所以，“奔跑”在很多时候代表了一种人与世界的不和，是我们对世界的某种不适应。说起来，张艺谋电影中的这两次著名的奔跑也是来源于此。但是，这两次奔跑最后都被处理得神采奕奕，既不打击时间，也不侵犯空间，魏敏芝和“我的母亲”的奔跑都事先在摄影机的镜头被提炼成一次纯粹的跑步，所以导演张艺谋也就止步于一个“长跑教练”，当然，是最好的“长跑教练”。
很可惜，在《英雄》中，张艺谋的运动员开始飞了。摘自《非常罪非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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