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只有无聊的人才会追星，那些对人类精神世界作出贡献的文学大师一样追星。安东尼·伯吉斯是以《发条橙》知名的小说家，又是出色的评论家，他的《海明威》很精彩。以伯吉斯的身份和造诣，使他对海明威深受折磨的忧郁、病态、自我怀疑、自我模仿乃至邪恶等等的揭示，甚具说服力。

　　海明威是许多上世纪80年代青少年的偶像。现在步入中年，对海明威强者背后的弱者

一面，以及过去的“误读”，我们已能平静地理解，更添了一点哀矜的亲切，那些真相并未使他在我心中垮掉。海明威是刻意维持着甚至创造着他的英雄传奇，为的就是让人们视他为偶像。这倒还好说，但对于与海明威相反的人，我们却要做与伯吉斯相反的事情。

　　某著名门户网站与一众报刊举办一个“20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选举。这真是盛事一桩：人们可以通过“准主流”媒体堂堂正正地把偶像给选出来，化个体怀春为集体意识、化私人情感为公众娱乐。只是“文化”是个大而化之的概念，评选标准不详，提供选择的名单也就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本身便颇具娱乐性。比如，李嘉诚与雷锋，郭沫若与马寅初、陈寅恪、张志新等摆在一起，遂构成一种后现代的“语境”，对比中有强烈的喜剧色彩，或者在某一方的拥戴者看来是悲剧。鲁迅、王朔和周星驰———王朔曾经对鲁迅撇过嘴，至少在“鲁派”人士眼中是对头，插科打诨的周星驰更与愤怒斗士是两个极端；但错位之中，他们却有一个鲜明突出的共同点：蔑视神圣、弃绝偶像。前者是用匕首和投枪去反对偶像；后两者则用调侃去解构。王朔与周星驰的明星事业又注定了需要被偶像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但这还不算什么，玩偶像的最高境界，是借偶像来自我偶像。比如前不久，一些年轻作家出了本书叫《一代人的文学偶像》。该书“前言”一开头就借博尔赫斯的意见：作家能“创造自己的先驱”，来作明示性的张目，仿佛本书作者们已经功成名就，可以后来居上地表彰作为影子的先驱们了。然而看看作者的名单，就不免失笑。博尔赫斯有资格说那样的话，我们则还是诚心敬意、老老实实地，也平平静静地怀念和致谢自己曾经的偶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