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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师》
巍子是个好演员，但真正了解他的观众并不多。因为，巍子一直把自己包裹得很严。那是“非典”已开始肆虐北京的时候，我和巍子相约在北京昆仑饭店咖啡厅聊天，气氛很轻松。刚刚从湖北拍完《长平之战》又马上转入《天下第一楼》剧组的巍子，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疲惫感。一张刮得很干净的脸，一身黑色的着装和一顶不肯脱下来的黑色鸭舌帽，给巍子增添了几分儒雅的学者气质。
我是厚土埋深的演员
问：从你过去和最近这几年所主演的一系列影视作品来看，在艺术上你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你把自己“藏得很深”。有很多观众可能看过你的戏，但对你这个人的了解并不多，所以这也正是我想采访你的原因。
答：(笑)厚土埋深嘛！
问：你对演戏这个职业的情感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你对这个职业的情感和热情维持到今天？这种执着与你过去的经历，与你的家庭对你的影响有多大的关系？
答：应该说，在开始从事这个职业时，我是被动的。
我1956年出生在宁夏银川。我父母都是当地机关干部。我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喜欢运动，经常带我去滑冰、游泳、钓鱼。我小学六年级就获得宁夏自治区滑冰冠军。“文革”期间，我父母被打成“走资派”，经常遭批斗，我和弟弟成了没人管的孩子。后来我父母被关进牛棚，我和弟弟被送到河北老家，跟爷爷在一起。1973年我到黄河边上的一个叫杨家寨的村子“上山下乡”，1976年，我报考了宁夏师范学院的艺术系。从宁夏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宁夏话剧团，在那儿一呆就是七年。
应该说我儿时多少和艺术沾过点边。比如我喜欢跳舞，在农村插队时还喜欢拉拉二胡，吹吹口琴。后来搞艺术，也是因为自己的“玩心太重”。但真正干起来，我才明白这个职业实在是不轻松。
我是个充满了野心的人
问：听说你在宁夏话剧团时也是剧团的主力，为什么还要离开宁夏到北京上学呢？
答：尽管当时团里很重视我，想提我当话剧团的团长，但那里的文化环境并不是很好。我到北京短期学习时，发现北京的文化氛围特别好。当时正好赶上中戏招收表演干部进修班，不包分配。冥冥之中，我感觉这是个机会。于是我开始查资料，了解情况。但了解情况越多，我就越害怕。因为我发现这个表演进修班的水准很高。鲍国安、陈宝国等人都是从那个进修班出来的。但我又不愿意放弃。我花了半年时间偷偷用功，还不敢和别人说，担心万一考不上会被人笑话。
问：当你终于在榜上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感受？很庆幸吗？还是如释重负？
答：我的准考证是09号。那天早上我去看榜，手里攥着的那张纸(考号)都快出水了。榜上有被录取的26个考生号。当我一眼看到09号时，心里头那个兴奋就甭提了！但周围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也没有一个人和我分享这份喜悦。我顾不得那么多，只要看到一个情绪还不错，估计也考上了的人，我就上去拥抱他。
问：你是否知道能被录取的原因？
答：我们一起参加初试的有近八百人，参加复试的有近三百人。后来老师告诉我，我其实是可录取可不录取的。但有一个老师坚持要录取我，因为他去过宁夏话剧团，见过我。我当时给他的印象，是文学功底很好。在口试时，老师问起十八世纪的西欧文学作品，发现几乎没有哪一部是我没看过的。我的文学功底帮了我的大忙。(那年，巍子整整30岁。对他来说，进中戏的最大目的除了学习，就是要留在北京。)
问：你想留北京，肯定要想很多办法。你付出了哪些努力？
答：有很多老师告诉我：你要想留北京，最好的办法就是干出成绩以后让别人要你。如果你指望自己去找单位，那可连门都没有。1983年我想考空政话剧团，但我连参加考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所以考进中戏以后，我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那年我提高得非常快，一学年结束时，学校举行小品大奖赛，从编剧、表演到导演，我拿了三个一等奖。老师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北京有两家单位发邀请给我，是空政话剧团和全总文工团。老师也告诉我：“巍子，你可以留校，但你必须在毕业剧目上有突出的表现才行。”这时我才知道，要想真正留在北京，毕业大戏的演出对我来说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问：要在毕业大戏中演男主角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答：当时班上形成了一个规定：根据每个学生的综合条件来评分，谁的分数最高，谁就演主角。我们排练的是《桑树坪纪事》，男主角是桑树坪村的村长。打分的时候，我的表演分最高，但我的形象被认为不像农民，而我的年龄也比王奎荣等班上同学要年轻，所以老师让我演剧中的配角“疯子”。虽然我心里不平衡，没有参加第一轮的排练，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角色，并获得了当年的梅花奖及首届金狮文华奖。记得毕业时全国有七个文艺团体要我，而我选择进北京人艺。随后，我被派到新加坡去讲学，去了八个月。当时他们想留我在新加坡，但我不愿意。新加坡是个温室，而我是个充满了野心的人。中国地大物博，可以任我生长发挥。
离开北京人艺是因为喜欢自由
问：你在1989年后的五年里一直是北京人艺的台柱子，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人艺做个体演员？
答：离开北京人艺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我的苦衷。在北京人艺，我获得了很多营养，那几年里确实受益匪浅。北京人艺非常重视我，一进去马上让我挑大梁。北京人艺最大的长处是严谨，这种严谨正是北京人艺能成为中国话剧事业最高殿堂的主要原因。我离开北京人艺时，有位老演员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劝我说：“你怎么能走这条路呢？你是很有前途的演员。你放弃了一个表演艺术家的荣誉。”很多人都替我惋惜：“北京人艺分给你房子，1991年第一批报一级演员，三个名额中你是第一个被批下来的。而这一切，你说不要就不要了？”我说：“我把这些都看得很淡。”我的想法是：无论你在任何单位，人一生中最珍贵的就是自由。当时的北京人艺对演员出来拍戏管理很严。我们要出来拍部电影或电视剧非常困难，得请假，还得开会研究，批不批准还得另说。再加上那时候有一种风气认为，你在外面接戏就不是搞艺术。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自己不能决定。我恰恰是个崇尚自由的人，受别人约束，这不是我的性格。并不是说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只是我想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想选择一种更宽松的创作环境。所以我前后考虑权衡了一年多，还是决定迈出这一步。离开这么好的单位去当个体演员，不仅是在当时的北京人艺，甚至全国都很少有这种事。要是那时候北京人艺的气氛有现在这么宽松，我想我是不会离开的。
问：离开北京人艺，你是否为自己的前途和未来担心过？
答：没有。我想人怎么样都能活。摆个烟摊我也能活下去。但我对自己在表演这个职业上的竞争力还是相当自信的。我从来没有低估过自己的生存能力。所以对离开北京人艺这件事，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后来我曾经三次获金鸡奖提名，四次获飞天奖提名，但因为某些原因，我没有获奖。从那以后，我也不在乎这些了。
靠实力去吸引别人
问：尽管你过去拍过很多电影，但你真正开始被观众认识是在电视剧《情满珠江》之后。近两年，你演的《笑傲江湖》、《DA师》、《背叛》等使你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答：其实无论拍电影还是拍电视剧，我的方法都是在选择上有的放矢：拍这部作品能不能让我的艺术生命因此延长两年？我特别不喜欢自己去找戏，我是靠实力去吸引别人来找我。如果机会来了，我肯定会百分之一百地投入。我希望每年至少有一部戏是能让我尽情发挥而且能延长我的艺术生命的。
问：在你所拍摄的电影和电视剧中，有哪些你是下了真功夫去演的？
答：《黄河谣》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那是下了真功夫的。我下乡体验生活，花了四个月时间。紧接着是《留村察看》，我又在农村呆了四个月。后来就是《上海沧桑》、《笑傲江湖》。
问：谁都知道，《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是最难演也是最难讨好观众的一个反面人物，演不好会招行家骂，演好了也不容易讨一般老百姓喜欢，而且里面还有那么多高难度的武打动作，你为什么会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答：我一开始不愿意拍武打片，总觉得打打闹闹没什么意思。后来，黄健中导演让我先看看小说。没想到，我一看就上瘾了。在我的理解中，《笑傲江湖》是一部政治题材的小说。岳不群原也不是坏人，但最后却成为其中最阴险狡诈的角色。这个人物的内心变化非常大。对于演员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去尝试的角色。
问：你在《DA师》里演的赵梓明是你所演的第一个现代军人形象。当初接演这部戏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答：剧组最先找我，是想让我演龙凯峰。后来由于我的档期有问题，再加上制作方觉得我的年龄与角色有较大的距离，所以最后决定让我改演男二号赵梓明。我在详细看完剧本后发现，剧本中对于赵梓明的描写很有起伏感，在某种程度上比对龙凯峰的刻画更丰富，更有力度。另外，演军人一直是我的愿望。以前我曾经演过战士，所以一直有一种军人情结。
问：你刚演完《笑傲江湖》中的大坏人岳不群，接着又演这样一个现代军人，你是否能从心理上调整过来？
答：同一时间完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这对一个职业演员来讲很有挑战性。谁也不会把我演过的商人和军人放在一起；谁也想不到我演完岳不群还能演军人。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差别太大了，但我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潜力。
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
问：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你从一个文艺爱好者成长为一个比较出色的演员，你靠什么取得成功？
答：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很多人都跟我说：“巍子，你能有今天，靠的不是你的勤奋，而是你的聪明。”我知道认真的结果会是什么。我总想真实地享受每一次的创作过程，然后在经济上有一些收益。
问：当你很认真地对待一部戏的时候，认真的方式方法是怎样的？
答：比如说《背叛》，我是自己找剧本，自己搭班子，在现场研究拍摄方案，每天和导演研究第二天的拍摄，想法不同的时候大家再研究。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当然我也有混的时候——导演让我怎么演，我就怎么演，完成任务就行。这时候我会非常轻松，就当完成一个活。
问：如果让你在做导演和做演员之间选择的话，你会更倾向于做什么？
答：这主要得看我当导演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问：你还会再演话剧吗？
答：可能性不大。对话剧这一亩三分地，我可能是太熟悉了，所以没有太大的挑战感。
问：你怎样评估自己在中国演员中的地位？
答：我不认为自己是大腕演员，我只是在这个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也不会评价现在这些偶像派或者过去的那一批老艺术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
问：演员这个职业是很残酷的。如果一年两年没有作品或者没有遇到有影响的作品，就很快会被观众遗忘。你有没有过这种生存的危机感？
答：有，所以我一定要保证每两年创作一部有影响的作品。
问：这是你制胜的法宝？
答：对。同时我很相信自己的潜力，我就是一块木头，你把我摁在水底就不能撒手，你一撒手我还是要浮起来。
问：你认为你的这种竞争力还能维持多久？
答：应该还会很长。只要我想干，我可以演到老。
问：最近你和濮存昕、王姬一起主演电视剧《天下第一楼》。你对这部电视剧的前景是否看好？
答：我对这部剧的关注早从话剧起就开始了。话剧在当年演出一百场，后来古榕拍过一部电影叫《老店》，也是根据全聚德烤鸭店的故事改编的。目前这个30集的剧本改了三稿。我从看第一稿时就很激动。我以往演的角色都很深沉，但我这次在《天下第一楼》中演的是一个烤鸭店的老板，他必须笑迎八方来客，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是我开拓戏路的一个好机会。这部电视剧，目前演员搭配不错，剧本基础很好，导演功底也很好，有这三点做保证，我相信它将来的社会效果会不错。
问：如果拿现在的创作环境和十年前相比，你有何评价？
答：我觉得大家的创作意识变了。我们原来所学的东西都在不经意中有了变化。过去我们演戏都要去体验生活，研究剧本，这样大家心里才踏实，在现场表演时心里才有底。但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了这样一个创作空间，也省去了这样一个过程。到了现场就拍。我不知道这样算进步还是退步，但我的实战能力倒是增强了。
问：你认为这种创作状态会不会影响作品的质量？
答：会。所以现在出来的影视作品有一半没法看。
我是越遇逆境越有激情
问：你在谈到人生态度时曾提到有三种看人生的视角：一种是平视，直面看人生，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很积极的，人生是一场正剧；一种是仰视，你把别人都看得很高，你会活得很压抑，人生是悲剧；第三种是俯视，低头看人生，你会发现人生是喜剧。那你平时是从哪个视角看人生？是平视、俯视还是仰视？
答：我偶尔会仰视人生，但我会很快调整自己。
问：你所谈到的三种人生态度和看人生的视角都还是积极的。还有一种看人生的视角是站在虚无的境界看人生，所谓看破红尘。
答：人生的支柱有两个：一个是事业，一个是感情。我认为：女人可以为感情而活着，而男人不能仅仅为了感情而活着。我就不那么活。
问：那你有过脆弱的时候吗？
答：有过。
问：什么时候？
答：第一次离婚的时候。
问：那说明你也会因情而受伤。
答：但我不会为了情而垮掉。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情会给你打击？
答：我人生中的好几次转折都是在重压之下。比如在宁夏时我感觉无法再生存下去，但我很快有了进中戏的机会；离开北京人艺时我放弃了一切，但我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因此而衰落。我是越遇逆境越有激情。
来源：上海文汇报 作者：李尔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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