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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锋
古往今来，中国学术界众多学派当中，“红学”可以说首屈一指，被列为学中之学。然而，现年85岁的周汝昌先生却不以为然，老人对虚头巴脑的评价从来不屑一谈。周老还曾经讲过这样的话：简单地把我当成“红学家”，是外界的一种误会，我很不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周汝昌先生这么说，决不是表面上玩玩深沉，而是有周先生他自己的“由红到黑”的坎坷经历———
周汝昌先生干了“红学”这一行并且成名之后，许多人都以为他是个地道的老北京。其实不然，周汝昌先生籍贯天津，1940年21岁时考取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之后在燕京落脚当了一名教员。接着，由于国内战事频乱等原因，周汝昌先生四处奔波流离。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汝昌以“插班生”身份重新投考再次进入燕园。正是这二次入学，才无意之间走上了所谓学人道路。
周先生还曾经先后执教于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有意思的是，周汝昌在个人教书写作以及爱好古典诗词探究当中，巧遇《懋斋诗钞》中6首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平的诗篇。在家兄周祜昌的支持和启发下，周汝昌写了一篇探考曹雪芹生卒年月的学术论文，发表在赵万里主持的《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上。从此，年少气盛的周汝昌的名字引起了学术界和胡适先生的注目。
周汝昌先生的“红人”之旅，可以讲胡适是牵领的伯乐。没有胡适先生的慧眼发现，周汝昌也许不会务上“红学”这一行。由于“红学”问题，胡适先生在北平解放前夕于东厂胡同一号约见了20几岁的周汝昌。这样的会晤和约见，周汝昌称之为导师单讲，学生聆听。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周汝昌当时不知轻重地恳向胡适先生援借珍本《红楼梦·甲戌本》。周汝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不情之请没过多久，竟然得到了真诚的回复。有一天，大学者孙楷第先生受胡适之托，怀抱一包书来到燕园，上门来找这个酷爱读书的学生。周汝昌居然把“红书”借到了。
周汝昌受到这样的重大鼓舞之后，当即书信给胡适表示：（1）《红楼梦·甲戌本》是个宝库，不应悬之高阁，还须正式研究发掘其内容意义。（2）芹书被程、高篡乱得如此酷烈惨重，亟待整校出一部按雪芹本面的新版本。胡适回信鼓励周汝昌———这个工作太繁重了，所以一直无人敢来承担，如你愿意，我将支持你……这便是周汝昌致力“红学”，写出力作《红楼梦新证》的真正原因和历史背景。
有过前辈名家指点和扶持经历的周汝昌，成名后也格外关心和照顾新一代年轻学人的进步与成长。周汝昌先生日常工作比较繁忙，但是对于上门求教的晚辈们，都是笑脸相迎，尽可能圆满解答上门请教者的种种疑难问题。
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出版时，周汝昌先生正在四川大学任教。据说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也赞许称道：汝昌的读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毛泽东在自己的《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也有两处提及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4年，36岁的周汝昌被调回北京，安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一名普通编辑。
今年85岁的周汝昌先生经历了太多人情世故和世间沧桑。现在老人的眼睛几近失明，写字时脸几乎贴在纸上，写着斗大的字，时刻佩戴着助听器，看文章时，还要用一只高倍的放大镜。老人俯案写字看书，写完的文章要由自己的女儿———助手誊写或电脑打字，因为老人写的字有许多别人都无法认清，有许多字甚至都摞在一起，必须依靠熟悉他字迹的亲人完成清理工作。周汝昌先生经常对探望他的人讲：我的视力不好，只有0．01，我现在是在用半只眼写字工作，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没完成，那是谁也代替不了的一些工作———他的学术研究是独立和特殊的。
周汝昌先生崇尚纯真、知情重灵，性情随和却不谙所谓人情世故，精心做着学问的同时，也渴想着一些世人俗事，虽然表面上他完全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老仙。
周汝昌先生的内心，就像孩童一样纯真，周老坦言：我还希望自己多活几年，但这决不是贪生怕死。只有多活上几年，才好给后人多作一些贡献。
今天，85岁的周老仍然辛劳工作着，仍然愉快地生活着和与时俱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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