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准时出现在事先约好的地方。一副墨镜，一身黑衣，清瘦。形象一如你熟悉的那般俊朗，甚至更年轻些。不过，陈道明真的47岁了，已经看不到当年《围城》中方鸿渐那个油滑的影子。

　　风格因岁月而改变

　　说起《围城》，陈道明倒有重新演一遍的想法。“现在让我演围城，可能会做一些改良，还会有一些不同。因为年龄不一样，对人性、对生活的理解也不一样。”

　　在《康熙王朝》中更多地使用眼神说话的陈道明，在评论自己的演技风格时，把岁月拉了进来。“我想，一个演员风格的改变，最主要的是因为岁月。一方面，经验在不断地积累，更重要的，就是理解也在逐步地深入。比如我自己，再过十年，对人可能又是更新的理解。演员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不是为了表现而表现，而是因为理解而表现的。通过自己的理解去表现，然后再交给别人去理解。”没错。当年陈道明演完《围城》时，没人会想到2002年的陈道明是什么样，没人会想到他现在演绎的皇帝或者黑社会是如此的耳目一新。那么，十年以后的陈道明又会是什么样呢？我对这个未知饶有兴致。

　　摄影师一直忙着找拍摄的感觉：“你外衣太黑了，不好拍，脱了。”

　　陈道明很听话地脱了外衣，里面还是一件灰黑的衬衫，于是打趣：“你不会还让我脱吧？”一笑，很难得的诙谐：“这张脸没法拍啊！哈。一张老脸。”

　　他寂寞地坐在我对面，我们四目相对，似乎无言。在我看来，陈道明的脸，依然是《末代皇帝》中那张年轻的脸。“所谓的平和，沉稳，也许是因为老了吧。这其中的关键，是我还算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我知道要什么生活和哪些生活不是我的。这些一旦明确了，也就会平和了吧。”

　　“年轻人想改造世界，我从不反对。比如说，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也会去喜欢。我尽量以他们的意识形态去理解他们。因为我年轻时也受过年长者压制我们、调理我们的痛苦。我几乎不太对年轻人指手画脚，我不干涉他们--包括对我的孩子。”

　　陈道明喜欢这样组织语言：“他们年轻人……”或者“你们年轻人……”，但他绝不说“我们年轻人……”。

　　这一点，在他这个年龄层次的明星中，的确不多见。他很愿意正视自己的年龄，绝对没有那种很勉强的老偶像做派。

　　“我觉得人应该真实些。我做这行31年，今年48了(虚岁--笔者注)。现在俨然一个很正统的老东西。做这行做了这么久，对这行的东西，不能说是看透了，也是看得多了，所以也就知道是什么样了。年轻时候也虚伪、虚荣过，也幻想过，也为狭隘的目标追求过。以前觉得天下谁都不在，现在不，现在觉得天下谁都在。”

　　敬业之辨证理论

　　“我入行时没有明星这个称呼，统称演员。充其量只有好演员、一般演员、不好的演员这些说法。我不喜欢明星，不知道算不算对新生事物的一种排斥。”

　　“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能当演员的演员吧。的确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演员，却在做演员，或者说自己根本不能做演员而不自知。在这点上，我对自己认识还算清楚。”

　　一直从事演艺事业的陈道明对敬业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敬业是么稀罕。可现在却像好人好事一样被表扬、被称道，这不好。比如服务员卖东西，你就该卖得好，这应该说你做个售货员还是称职的，如此而已。可是一称职就被表扬，这似乎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比出来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卖得不好，或者根本不想卖好，总出差错，于是比较出先进来了--这实在是不正常。你既然做这个，就应该称职！否则就不要做！至于我，称职而已。我只是做我该做的。”

　　我有时也浮躁

　　“浮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社会人的心态。”陈道明声音突然提高了，伸手指着自己，又指指我的座位说：“前两天，也在这儿，我在这个位置上，刘震云在你现在那个位置上。我们俩为一个剧本聊天，屋里就我们俩。我们都觉得，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缺少目的性。这一生啊，到底能干嘛，想干嘛，怎么干，其实并不是很明确。人人都在找机会，撞大运。我觉得，这不是特别踏实的社会心态、公民心态，这就是现在被称为浮躁的东西。浮躁在哪儿？根源就是生活缺少目的性。”

　　“你的目的明确吗？”

　　“非常明确：工作是为了休息，休息是为了工作。我觉得，人活得简单一点才高级。对吧？”陈道明扬起下巴，是征询共鸣的目光。

　　“你浮躁吗？你的心静吗？”

　　“我？我也会有躁动不安的时候。人在对事物、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就会烦躁。这也是很痛苦的，但这只是现象。刚才我说很多人生活缺少目的性，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就会烦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应该顺其自然，扭得太大会受伤的。”

　　拍完《康熙王朝》的陈道明迷上了康熙：“我钦佩他的智慧，他的忍痛能力。他承受着一般人无法承受的痛苦，而且具有非常人具备的智慧。”他有些沉浸地叙述着，如同追忆一个老朋友。陈道明曾经说过他对康熙有一种“男人式的崇拜”。这句话被很多人牢牢记住了。

　　戏里戏外，陈道明和康熙之间的神似，常常让人迷惑。在别人眼里，陈道明超乎寻常地理智。

　　关于表达：不要让我和你一样

　　我听说，陈道明轻易不接受采访，还会在采访中突然问记者一些问题，以达到反采访的目的。幸好，我没有遇上。但他常在关键问题上打断我，迫使我不得不重新探寻他的内心。

　　“低调不代表没调。我低调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就是说，有些人愿意轰轰烈烈地生活；有些人喜欢离群索居的生活，少一点社会，给自己多一点。我是属于后者，能在家里呆着，绝不出门。我所谓的低调，主要是我感觉很多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废话，那还说他干嘛？不如闭嘴。”

　　“其实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社会异类群体，也就是个别的群体。它的个别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始终觉得媒体是这个‘部落人’的修正主义者。很好。”陈道明倚坐着，手指间夹着一支没有燃尽的烟。

　　“我始终认为，中国人很优秀，没什么太大的劣根性。但是，我也很悲哀地承认，国人与国人之间，似乎恨多了一些，有时是莫名其妙的恨。这已经到了没事找事的地步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不扫自家的门前雪，那么别人家的瓦上霜，你看看也就够了，干嘛非要拆了人家的瓦？”作为公众人物，陈道明显得颇为寂落。

　　“让我自己在吧，让我这个演员的个性在吧，别让我跟你一样、跟他一样、跟大家都一样！上大学时我看过刘心武的一篇小说，叫做《我爱每一片绿叶》。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他没有妨碍你的时候，不要去撞他，不要去骂他，不要去干涉他。人为什么就要像鲁迅说的，非得榨出人家皮袍下的小来呢？非得这样才觉得特别过瘾、特别痛快？”

　　不要说陈道明拒绝媒体，从另外的角度看，媒体似乎也该反省自己了--对待被采访者，我们是否公正？

　　不过，与陈道明的聊天，的确有禁区，那就是他的个人生活。

　　“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磨砂吧，我们不是一个透明的民族。这也不是简单地保护隐私，我没有什么隐私。主要是个人生活就如同我们戴的手表，很规律，也没什么特别，所以就没很必要说了。”

　　陈道明在很多地方，都保留着传统中国人的普遍性格，这一点，他自己似乎并不知道。

　　克制是一种习惯

　　陈道明一根接一根地续着他的“万宝路”，他被包在了自己制造的烟雾里，这烟雾缭绕着，我下意识地感到了什么：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不是都很克制？

　　“我是一个严格按照自己逻辑生活的人。这个逻辑不用设定，是习惯。比如某人不爱吃鱼，根本不用克制。鱼端上来，他肯定不吃。我确实没有克制。克制是欲而不做，本来就不欲，也就不去做了。”

　　沉吟了片刻，他又补充：“如果说对某些事有克制，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智下的习惯。就像吸毒，当你吸了并上瘾时，就离不开它了；但你不吸，就没事，久而久之，也就成了自然。成了自然的东西是不用你费力去克制的。什么东西成了习惯，就好办了。”

　　同行的女记者打趣地问道：“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很酷？刚才你一进门，很酷的样子，吓了我一跳。不过，‘酷’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是自己对别人的一个姿态：拒绝。”陈道明急得有些发笑：“我没有拒绝啊，你约我，我如期而至；他(摄影师)让我抽烟，我就抽了。我很配合啊！”

　　“如果从内心拒绝，我就不说了。也根本不会坐到这里。我大概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不论陈道明怎样解释，我们的女记者还是坚持认为他很酷，而且很有味道。

　　文化情结

　　“因为偶然，我成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演员；因为没有文化，我又梦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想成为一个钱钟书、季羡林式的学问家，又苦于无道无能无才，所以便多出了这个所谓的文化情结。”

　　在西方，武伦·艾德被称为最有学者气质的艺人。而在中国，陈道明的文人气质也常被人称道。可陈道明却反复申明自己“没文化”，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反常”。

　　“我们那一代人，抛开自学的部分，其实我们的程度才是小学生。这个无须忌讳。现在再怎么读书，都是一个被动的词，叫作‘追’，叫作‘补’，真的。因为天生缺钙缺得太严重了！”之所以不肯称自己为文化人，是因为对个中缘由颇有感慨。

　　陈道明一边在“恶补”文化，一边在为文化的蜕变痛心：“现在，写书甚至写信都变成了一小部分人的事了。笔干什么去了？文字干什么去了？更多地变成职业工具了！记者在使用文字，企业文案在使用文字……可是连情书现在都没人写了！数字呢？现在除了记电话号码和数钱以外，其他也很少被人使用了！我有一种情结，挺喜欢中国的古老文化。当初文字改革，我就想不通。你凭什么简化？而且一律不许在招牌上使用。为什么要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较这么大的劲啊？”

　　“如果有个意外使你突然‘退休’了，不能再做演员了，你会选择历史研究作为职业吗？”“我会选择休息。我喜欢我的个人空间。我依然会对历史感兴趣，但不会转行研究历史。专家太多了，用不着我。”

　　(来源：《中华文摘》2003年6月号，原摘自《时尚名流》，文／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