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林黛、钟保罗、翁美玲、陈宝莲、张国荣……生命惊心动魄的奥秘因为这些明星风光的表象和惨淡的结局更显其深邃。

　　明星厌世绝不是一个偶然、孤立的事件。轻生是一长串前后相扣的事件之链的最后一环。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说：“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所藐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苦痛，令他们如此渴盼一个永恒的睡眠？

　　自杀者看似解脱了，却留给亲朋无尽的哀伤。不管怎样，只要生命不灭，就还有希望的灯火。

　　现象解读

　　为什么那么多明星轻生厌世？记者就此现象采访了一些心理学家。

　　面子观念太重

　　古南永(中山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心理学家)：娱乐圈明星生活压力大于常人，但是，中国人传统文化氛围很看重面子观念，容易把面子与尊严联系起来，常常不愿接受专业心理辅导。如此一来，心理压力就得不到很好的疏导。西方人有忏悔的社会心理基础，他们愿意找心理医生咨询，而国人却更习惯同密友倾吐隐私。

　　唐登华(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治疗科主任)：虽然明星身上笼罩着光环，作为偶像被关注和崇拜，但他们也因此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维护在公众心目中的好形象，他们有时就要戴着面具生活，很难活得像普通人那样轻松。

　　公众期望过高

　　古南永：公众对明星的道德期望过高。

　　中国人容易把才能与个人道德联系起来。传统中国文化倾向于将名人神化、道德化，潜意识里把名人塑造成完美的道德楷模。在国内，其他名人比如政府官员，他们的隐私是受到保护的。但娱乐圈明星没有那样的优势，他们大多处在双重压力下：一方面他们受到传媒的极大关注，日常生活几乎都暴露在公众面前，些许错失都难逃公众的眼睛；另一方面，其言行举止又被认为必须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在两种压力之间走钢丝、保持平衡。

　　唐登华：由于被媒体关注，明星的隐私安全感很低，自己的私生活也常常会在公众面前暴露无遗，但从心理学角度讲，隐私的维护对于人的心理健康是相当重要的。生活中缺失了它，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内心极度敏感

　　唐登华：有些明星艺术气质浓厚，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更丰富、敏感。与此同时，他们也更在乎别人的评价，从而导致追求完美而对挫折的承受能力降低。当事业的巅峰状态过后，他们面临事业上的压力，就更容易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何东(专栏作家)：有些明星在讲述自己的成名路时，往往不是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而是神态各异，沮丧、哭泣、压抑、失落等等。他们最爱说的话是：以前那么向往鲜花和掌声，可现在得到了这一切，却不像想象的那样开心！当金钱、爱情、地位、名气都得到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往往就是新的绝望。如果此时，对于事业没有坚定的信念，又缺乏必要的情感支撑，就很容易引发心理危机。

　　让生命得到更大的尊重

　　明星厌世会对公众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古南永认为，如同娱乐业基本的社会功能一样，明星轻生对大众社会心理造成的示范效应是强烈而短暂的。一时间或许会在某些追星族中爆发情绪反应，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能平复下来。不必过分担心此类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博士任孝鹏则认为，明星对于普通人的影响是无法排除的，打预防针很重要，特别要预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让人们学会自我辨别，让生命得到更大的尊重。

　　纵身一跃的眩晕

　　从1999年谢津从家中窗台跌落身亡，到2002年陈宝莲从上海24层高楼纵身跃下，再到2003年张国荣坠楼自尽，短短4年间有3位明星选择了跳楼这样一种轻生方式。这绝不是偶然。对此，古南永进行了一番心理分析。

　　古南永认为，跳楼是一种突发性自杀事件。或许之前没有想过要在此时此刻寻短见，但是突然发生了极具刺激性的事情，就像导火线一样，迅速引发当事人情绪崩溃。其他的自杀方式如服药、溺水都是在比较冷静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跳楼或许能让当事人体现一种彻底解脱的快感，而且相对别的自杀方式而言，跳楼自杀的成功几率是最大的。几乎每个都市人都有站在高楼往下看的经验，那种迷惑、眩晕的感觉是人人俱有的体验。明星采用跳楼这种自杀方式是因为他们都有此类心理体验，这也使得跳楼成为他们最容易想到的选择。”

　　高楼是文明的象征，轻生者却把它当成毁灭的武器，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本报记者余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