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就典籍而言，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同时还包括最广大民众所创造并拥有的表演艺术脚本和口头文学传本。这样说不是没有根由，且不论司马迁《史记》中许多篇章写成主要得益于古代历史的民间口承传说，就是被后世顶礼推崇的《诗经》三百篇，也无一不是对民间百姓歌吟诵唱的收集筛选和整理记录。由来已久关于文化典籍的“雅”“俗”分野，从根本上说，原是一道并不存在的鸿沟。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形质打扮上的精粗之别。

　　所幸随着人们对典籍文化丰富内涵体会与认识的不断深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快，文化上的趋同感在提醒人们维护各自国家和民族文化形态多样性的同时，也使人们对于那些深刻体现各自国家和民族文化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特别是以往不大受到关注的民间典籍文化如曲艺曲本等等，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全新的考量。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背景，依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经多年筹备论证，适时组织专家学者编纂出版《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是对民间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搜集和整理的一项重大举措。从刚刚推出的首批成果《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及其在海内外的反响看，这一古籍整理项目的付诸实施，顺应时代潮流，深得学界好评，值得充分肯定。

　　我们知道，曲艺是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的表演艺术形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演进中，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其曲本不仅是章回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孕育母体，而且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传承载体，而这些闻名遐迩的民族史诗，正是据以传承这些史诗的曲艺“说唱”形式的演出脚本亦即典范的曲本。千百年来，这些曲本在中国最广大民众的精神审美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产生着恒久的影响。可自古以来，这种具有综合表演艺术形式的艺术传统，包括表演脚本的传承流布，主要仍凭借口耳相传的方式，其文字抄本和刊本在历史上极为罕见。这就使得那些有幸得以传抄刊行的曲艺曲本，愈显独特和珍贵。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于这类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尚未有过全面系统和深入集中的搜集整理与编纂出版。除了“敦煌遗书”里的变文、话本和曲子词的写本、宋元话本的断章残卷、上海出土的《明成化说唱词话》等等，真正存世的曲艺艺人演出脚本的曲本文字，实不多见。

　　《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的编纂出版，弥补这一历史遗憾，拓展了古籍整理的学术空间。《丛刊》的编纂本着全面、系统的原则，将珍贵而稀见的旧版曲艺曲本，分门别类进行搜求，按不同曲种的曲本形式分卷结集，陆续影印出版。在填补出版史上此类选题空白的同时，为当代曲艺创作提供深厚艺术传统滋养，也为中华学术文化研究，提供着其他文献典籍所不具备的学术信息和重要参考。

　　“潮州歌册卷”作为该《丛刊》推出的第一集，收入清代刊行“潮州歌册”最为著名的“李万利”“李春记”“瑞文堂”和“友芝堂”等书坊印行为“潮州歌册”130种。其中篇幅最长的多达70余卷，30余万言；最短的也有两卷，约万余言。全书共计1460卷，约2000万字，制为精装70册，装帧典雅，印刷精良。堪称传统文化发掘抢救的优秀成果，学术研究基础文献的全新宝库。

　　“潮州歌册”作为广泛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及福建西南部、香港、澳门和海外潮汕籍华侨之中的地方曲艺“潮州歌”的说唱脚本，是旧版曲艺曲本中形态较为典型且特色较为鲜明的一种。其体裁散韵相间而以韵文居多，唱词以七字句为主，押韵十分自由，插白运用灵活。从《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已收录的篇章来看，这类曲本的题材十分广泛，内容极为宏富。举凡历史演义、袍带公案、胭粉灵怪、民间传说，无所不包；朝代更替、忠孝节义、劝善惩恶、悲欢离合，应有尽有。通过它，不仅可以看到潮汕民众的历史意识与审美眼光，更可以窥见一方热土的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这些曲本的文学风格也颇具特色：述说历史大事，如道家常；抒写儿女情长，似造天籁。凭借着通俗朴实的形式，传递出清醇隽永的美学内涵。被学者誉为“人民心底的通俗史”“世道人心的万花筒”。至于蕴含其间丰富异常的艺术养分，不仅对“潮州歌”的复兴有着直接的历史推动，其由韵文叙事到人物塑造，包括口语修辞等等的独到技巧，对于现实的文艺创作和审美创造，无疑也有着较高的借鉴价值。

　　“潮州歌册卷”之外，“苏州弹词卷”“木鱼书卷”“歌仔册卷”“子弟书卷”和“敦煌变文卷”等各卷也正在实施编纂和筹备编纂之中。我们希望，通过《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的陆续编就和整理出版，能够全面保存我国民族民间的文化典籍。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吴文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