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的频道栏目，最近进行了强势调整，一套综合频道就有近20个栏目被逐出局，它们或者消失或者被整编到其他专业频道。在此之前，央视的12个频道已经有10个栏目消失，另有10个栏目受到警示。去留的标准是收视率，当然还有与之伴随的广告额；而运作的方式则是末位淘汰。比如纪录片类型的“见证”栏目收视率“排位还行，属于一套中下的水平”，这次有幸保留下来，那么它的收视率是多少呢？0.2%到0.3%。

　　一些学者和业内人士对这种以收视率为准的栏目改版表示异议，并且提出了电视媒体的“公共性缺失”问题。所谓的“公共性”，就是要照顾到各个群体的各种需求，其中主要也就是要以传播中的严肃、品位和思想性为己任。“一个经营成功的电视台会注重那种小众化高品位的节目，对这样的节目要有一个宽松的态度，要采取一种保护性政策。”（《南方周末》6月26日）人们再次提到了法国的读书节目，和以最尖锐的时事、政治评述为议题的日本的“彻夜讨论”栏目，它们的收视率都很低，但是它们却具有影响力。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公共性”理念也有可商榷之处。比如在法国、日本行得通的事情，未必能够成为我们的参照；电视的实际操作需要贴近现实。又比如，关于节目的品位与思想性，究竟由谁来评定？以及怎么来形成客观公正的评判机制？再比如，举个例子：央视的《读书时间》因为收视率低而岌岌可危，主持人在感叹中说到某位艺术家对节目的一次好评，是怎样使他们像“服了兴奋剂”；然而同时她也说到，钱钟书就始终拒绝上这个节目，杨绛也始终拒绝上电视节目。当然他们家里一定会有电视机；也许他们只是觉得他们的书写与电视传播，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那么是否就应该考虑，电视也不必非要囊括一切？它也应该有勉为其难、以至是可以放弃的对象？

　　收视率末位淘汰的方式也许有点简单化，但是简单背后的大道理，则是尊重了群众的自主选择。贴近群众是实实在在的，它在现代大众传播中的最重要体现，就应该是确认民众的主体权利，以及信任电视观众多样性选择的能力。因此，“受众主体”的观念，也许才是电视公共性的实质内涵。同时，贴近生活的原则也告诉我们，生活是变化的，电视栏目的调整与时俱进，正是一个常态概念。本报记者徐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