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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剪去一头乱发的张元特派记者 陶炜程 摄
享受艺术的自由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你的助手阿松说，你到杭州来拍戏已经一个多月了。感觉你一直都在忙，没停下来过。
张元（以下简称张）：是。
记：这是你的第一部电视剧，听说是公安部请你拍的？
张：也没那么大的名头……有几个朋友，一些领导——都是曾经给过我支持的一些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来拍这个戏。看了剧本以后，觉得对剧本啊、还有里头描述的一些情感都感兴趣。自己感兴趣。
记：那你在尝试电视剧的时候，会不会借用一些电影的手法，毕竟你以前一直是在做电影。
张：什么是电影的手法？什么又是电视剧的手法？我觉得没有明显的界限，真实和虚构之间就是模糊的。这中间更多的是相通的东西，都是用视觉和声音的东西去完成叙事。
记：你前期的作品如《妈妈》、《儿子》还有《过年回家》等作品，这些都是关注家庭的东西，你是否觉得家庭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张：嗯……是这样的。这些故事都是涉及家庭的，都是。家庭是这个社会最初的部分，社会的细胞。
记：但后来的《绿茶》就完全转变了，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有意识要转换一个角度？
张：……也没有什么刻意的转变。我们为什么有理想啊？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自由。在现实生活中自由不能完成的，或者说今天的社会并不是那么公平，并不是那么宽容，没有那么理想化，所以我们对艺术很追求。通过艺术的创造……这里面我们充分地享受我们自己的思辩，我们的思维……如果在这里面你还给自己这样的限制，你说有意义吗？如果有一天我不做电影了，重新拿起画笔，同样是做我自己思考的一些东西，也没有什么限制。
艺术家是弱势群体
记：有的人所谓的“在工作的状态中生活”，比如导演所看所想时时刻刻都是电影，把工作融在生活里面了。你既然提到职业化，是不是将电影和生活分得很开？
张：确实有那样的人，我为他们感到高兴，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电影人。但我同时也为他们感到伤感，因为电影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它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像艺术家一样，它没什么了不起的。
记：就是别把这些看得太大？但我还是觉得艺术家的地位比过去高多了吧？
张：他们还是个弱势群体。艺术家的地位，你可能指的是经济方面，我不这么看。他们的社会地位、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还是弱势。比如说电影，作为电影，像我拍过十多部电影，能在国内放映的东西只有四部。你拍了那么多东西，你没有机会去表达你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你要想在这里放映，你要剪掉一些东西。
记：要有一些牺牲。
张：对，哪怕你只是剪掉一点点，很少的一点点，但是很关键。你想，一个男人如果剪掉了那一点，基本上就不是男人了。
记：那现在提出的分级制度……
张：我觉得是个好事，势在必行的东西。我不认为你可以和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同时享受一部电影，你和一个十岁孩子不能说的一些话，你可以和一个成熟的人去说。这是一个道德边境的问题，像我的《东宫，西宫》，尽管没有所谓的色情和暴力的内容，但我也不建议一个17岁以下的孩子去看。因为难懂的东西对一个人也是没有意义的。
本报特派记者 周 维
张元简介
1963年生于江苏，祖籍南京。
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获学士学位，毕业后个人集资独立制作第一部影片《妈妈》。
1990年，《妈妈》获得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委会奖和公众奖。同年，制作的两部ＭＴＶ《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与《一块红布》分别获得美国ＭＴＶ亚洲最佳ＭＴＶ奖与旧金山金门特别奖。
1994年底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
1996年完成故事片《儿子》，获得鹿特丹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同年与布鲁塞尔艺术节共同制作了第一部戏剧《东宫，西宫》并摄制完成同名影片。
1997年《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
1999年故事片《过年回家》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比赛，获最佳导演奖等四项大奖。此后再获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西班牙吉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同年11月美国哈佛大学举办“向张元致意”电影展，并举办张元作品演讲会。
2001年，拍摄故事片《我爱你》。
2002年，拍摄故事片《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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