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来到抗击非典一线采访，时时处处感受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全新理解。而在这种理解中，“时间就是生命”这一概念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那天，北京市卫生局一名处长对我的“今天还在上班啊”的问话，半天反映不过来。

“不上班我到哪儿去？”这位处长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样反问道。当他后来明白我是问他自非典以来是不是每个周末都回不了家时，才恍然大悟，之后便直摇头：“啥周末周日，我都忘了双休日是什么滋味了！”

　　那天我正约一位同志采访，她的爱人几乎是与我同时进屋的，我们俩以完全不同的内容想见这位处长同志，而这位女处长对我这位客人只用了一个手势———示意我先坐一会儿，而对她自己的爱人则还省事地用了一个眼神。没想到，我和她丈夫静候在她的办公室近一个小时人家没跟我们说一句话，而她手中的电话就没有断过，长的说了几十分钟，短的一分钟连挂3个电话。等女处长口干舌燥快说不出话时，转过头对我和她丈夫说了这么句话：“你们最好别要我再说话了。”其丈夫真是个好人，立即站起身，把一包东西放在桌上，然后微笑地：“好好，我就走，有脏衣服我拿回去吗？”当处长的妻子这时笑了起来，从桌子底下掏出一个大塑料袋。丈夫接过塑料袋，什么话也没说，朝我说了声：“我先走了，你们有事忙。”弄得我有些尴尬：是继续采访还是让她休息一会儿？

　　“来吧来吧，你们作家也不容易，我们说上一个小时？过这个点我可还要到市里开会去哟！”她说。

　　“一个小时就行。”我说。

　　“那你想了解什么？”她问。

　　“只问你一个问题：在你介入抗击非典之后，你对时间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生命！”女处长脱口而出。

　　“来自心得？”

　　“不，来自亲眼所见。”女处长的眼里立即泛起一种悲情，“我初上指挥部时，正值北京非典疫情最严重的4月20日。那时我负责调度全市的医院资源，一天里的电话简直被打爆，都是来催问有没有床位的。记得有个医院上午来电话说有一个危重患者还进不了医院，问我能不能尽快解决，可当中午前我费尽力气打了不下30个电话给弄到一张床位后，再给那个医院回电话时，那边的院长对我说：那个病人已经送到太平间，他不用床位了，可我这儿还有两个重症患者在发烧门诊等着，你能不能再想法腾一张床位给我们？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时间是生命的概念了。从这以后的几十天里，我的工作全部服从于一个原则，那就是：时间就是生命！”

　　那一天在前线指挥部的另一个指挥小组采访，年轻的主任头一句话就这样对我说：“现在最渴望的是，就想早一天回到过去的工作状态。这几十天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只感到我不属于我自己。”

　　主任的话有点让人弄不懂，听他介绍后我才似乎明白：这位主任拿出抗击非典日子中的某一天日程记录给我念叨说：凌晨3点刚过，市里说郊区发现一个不明来源的患者拒绝入院。他便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前往处理，连劝说带半强制，经过两个多小时才将此人送进指定医院确诊，果然是个非典患者。于是又调集流调队迅速采取措施，赶到现场，等半个小时问清问题后，便是布置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措施。其时市政府通知立即赴市府开紧急会议。会议不到一小时，便被某医院院长急召去抢救一个3人住院的患者家庭。两个多小时后，从危重病房出来时，抢救的结果并不理想，一死两转院。心头虽然很沉重，但市府又通知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要约见几位在第一线的专家开会，便又折回市府，接受任务。当安排好专家会议后回到办公室，见单位的3名科室负责人等在那儿，说李副市长马上要到所里来检查工作，于是又召集相关人员进行资料准备。一直忙到10时半，才把市府要求的几个新问题一一进行了研究落实。为了第二天送到有关领导手中，连夜组织各部门的战斗小组负责人和几名专家一起拟稿，等定稿并印出来时，已是清晨4时20分。7时不到，秘书敲门，说地坛医院又有一件急事要协助去处理，于是简单地洗漱后，吃了几口，又驱车前往地坛医院，开始更忙碌的一天……

　　“非常时期，别说时间，就我们整个人儿真的都不属于自己了。”这句话，我不止听一个人这样讲，无论是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还是在指挥战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几乎无一例外让我有这种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