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我们作家采访团出征一线后，我已经3次约佑安医院院长了，她也几次答应了要跟我好好聊聊的。可10天了，我还没有接到她的正式约期。晚饭后佑安医院的宣传科小刘来电说，下个星期院长想“无论如何挤个时间接受采访”，我听后既高兴，同时又觉得内心有种歉意：她们太忙了，我是在打扰人家呀！

　　在抗非典前线，我所知道的那些医务工作者一值班几十个小时换不上是常有的事，定点医院的专家们从进入病房后就没有出过医院大门的大有人在。而在“二线”的指挥人员、管理人员几十天吃住在办公室、连轴转开几个会甚至十几个会，是“家常便饭”。从刘淇书记、王岐山代市长，到普通的科室公务员，北京市抗非典的相关部门干部职工，都处在这种状态。

　　外人无法想象在抗非典一线的全体战斗员们是怎么的一种时间概念。这里摘取我所见所闻的几个镜头。

　　———5月26日晚，我走进北京抗非典最高指挥部———“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会场，了解到当时的一个“内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辆载有5人的桑塔纳轿车，从山西经北京延庆山区公路进入北京市区，车上其中的一位男子是个爱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发着高烧，同车4人送他进京看病。哪知到佑安医院一查，确诊是非典（后来被排除）。而这一天如果不是这位山西来的“不速之客”，北京的新发病例正是“零”纪录。指挥部会议室内，领导和专家们听完市疾病防预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后，轻轻地发出一阵吁嘘：真是想不到啊！而正是在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在6月初胜利实现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疫情的3个零纪录：零新发病例，“零”疑似病人，零死亡纪录。

　　———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助中心负责转运的普通战斗员。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她说自己没有一天睡觉超过3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速度，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

　　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

　　连轴转过3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拿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

　　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被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出生8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8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

　　“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眼眶……

　　“我真想回家一次，可我又害怕回家。如果一回家，我可能就再不能适应前线的工作节奏了！”一个去年参加工作的女孩子对我说。

　　我问她等抗非典结束后最想做件什么事？女孩子说：等今年“十一”国庆长假时，我要狠狠地玩它一个假期！认认真真、充充实实地享受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

　　是啊，在特殊战斗期间，时间是与生命划等号的。当抗非典的战役胜利之后，我们每一个人更应该珍惜时间，因为那就是对生命的更大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