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闭幕的首届中国电影导演研讨会上，国内权威电影理论家、原《世界电影》主编邵牧君“枪挑中国电影七大怪”，引起了媒体和电影界的广泛关注。邵牧君仗义执言，针砭影坛弊病，而且言之有理，当然能引人注目、发人深省。但邵先生毕竟也是“居庙堂之高”的人，对“电影江湖”上的情形未必有最切身的感受。因此，它的七枪挑的虽然大多都能“到点”，却不够到位。其一，困扰中国电影的弊病远不止邵先生概括的这七种；其二，邵总结的这七种现象在中国影坛风行已久，早就见怪不怪了；其三，邵先生只谈了现象，并未深 入本质，如庸医治病，只说病象，不究病根，当然难以对症下药。

　　笔者以为，定位不清、身份“暧昧”，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功能而无视其商品属性，是中国电影的最大病根所在。有这个病根在，不怪才怪。中国电影的百怪、千怪大多都由此衍生。

　　电影在中国曾经是有明确“身份”的，作为“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无疑为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过重要的宣传、鼓舞和推动作用。然而，到如今，革命早已成功，建设进入了市场化轨道，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和文化娱乐的多元化，电影原有意识形态功能几乎已被消解殆尽，它客观上已经被还原为一种艺术形式和娱乐方式而已。但是，一些电影决策者和管理者并没有与时俱进，仍在过分强调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让电影受到了不合身份的“重视”。

　　邵牧君总结的“中国电影七大怪”之第一怪就是“公费拍片、不计盈亏”，这个现象根本不算奇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多数电影都采用这种方式。为什么“不计盈亏”？是因为更注重所谓社会效益———希望通过对人民群众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和教化。既然是公费拍的，没有票房压力，就不用取悦观众，只要能得到领导认可，拿到政府奖项，就算大功告成。这样一来，电影就与观众越来越远。没有了观众，既不可能创造经济效益，也不会有所谓的社会效益。而更大的危害在于，它更造成电影观众的大量流失，对原本就脆弱的电影市场造成更大的破坏。

　　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功能，让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电影受到远比电视更苛刻的管理和审查。邵牧君认为，“严管电影、宽待电视实际上是在扼杀中国电影的发展”。实际上，可怕的不仅是管得严，更在于管得“无法无天”。我们的电影审查在法律中没有规定明确的标准，什么样的影片不能公映，什么戏要删，都由某些人个人说了算。这种人为的审查标准，就像是悬在电影人头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刀子，随时都可以被斩掉头颅或者伤得头破血流。为了不至于被刀子所伤，很多导演、投资人在电影开始创作之前，就主动抽筋扒骨，宁愿拍成滥片，也不至于生个“死胎”。

　　与审查一脉相承还有电影评价机制。电影主管部门一直以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为电影主流评价标准。这个标准看似尽善尽美、无懈可击，实际上操作当中，它们却依然将所谓的“思想性”看作是最大的标准，看看每届在政府奖获奖影片，有几部不是在生硬地图解概念、露骨地政治说教？既看不出有多少思想的存在，艺术性和观赏性从何谈起？邵牧君说影评“死”掉了，可谓一语中的。有“三性统一”大帽子扣着，影评想不死也难。在电影多元化的时代，也需要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除了票房是评价电影成败最客观的标准之外，在学术上，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分开出来，分别作为政治思想宣传片、艺术片和娱乐片的评价标准，似乎更为科学和实际。“三性统一”也许是只有大师在能达到的境界，用它来要求寻常的电影创作，难免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

　　至于邵牧君先生所说的电影成为高消费、电视电影的兴起挤压电影生存空间、盗版猖獗等问题，我认为这都是市场结构的问题，不值得担心，随着电影市场的日趋繁荣和规范，这些问题自会迎刃而解。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情况下，电影不过是一种艺术形式和娱乐方式而已，大可不必让它继续承载太多的意识形态功能。只有给电影商品的身份，让电影审查和管理法律化、制度化，让电影评价多元化，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走出当前种种怪圈，回归其本来的身份与面目。特约娱乐评论员　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