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记者　侯艳宁

　　龙应台带着她的两个儿子来到了西安，身为这次少年美文大赛的特约评委，她的到来，尤其让一些参赛的女孩子们格外兴奋。因为青春年少正是热血激昂的时代，龙应台作为一名女性，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用手中的笔为锐利武器，剖视病态的台湾社会。而现在记者面前的龙应台已经年过半百，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位非常中性化的学者。

　　她这次来西安除担任大赛评委外，还为了完成一些私事，她要带着两个拥有德国血统的孩子认识一下六朝古都西安，感受内地所拥有的中华文化气息。可能是行程安排紧密，对媒体热情相邀的采访，她一直比较回避，经过几番周折，在一个充斥着陕北特色的茶馆，记者采访到了龙应台。身边的人几乎都称她为龙先生，一个充满霸气的男性化的称呼，能够被称为先生的女性，也许身上有股力量是不能用任何女性化的词语来冠盖的。

　　沏上一杯热茶，看着茶叶翻腾，一边品茶一边聊天，是中国人最为习惯的一种方式，不管是内地还是台湾，抑或是海外的中国人。

　　记者：您曾经做过老师、文化官员，还是一位母亲，对这三种角色有什么样的体验？

　　龙应台：我已经很久没有教书了，那种感觉太遥远了，但我知道老师要永远去学习。我做了三年三个月零三天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长，刚上任的时候，这个机构是全新的，没有什么人，连扫地都是由我来做。后来我慢慢召集到了人员，现在文化局已经有150个人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博士生导师带研究生一样。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像古迹的保护，文物的保存。

　　我是一个非常温柔、爱的能量大到儿子哀求“饶了我吧”的母亲。和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我有万分的投入，但我从来不溺爱孩子，和孩子们相处是人生的一种缘分。

　　记者：您是这次少年美文大赛的特约评委，当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龙应台：我对内地的教育状况不是很清楚，但当我在这里看到去年美文大赛的获奖作品时，我很惊讶。他们写得真的很好，让我感觉中国的文化传统又慢慢地回来了，不是中学课本里有《岳阳楼记》就代表着传统，传统是渗透到生活方式里的东西。

　　记者：在海外，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香蕉人”，这是一种必然吗？

　　龙应台：假设有法国人或比利时人，他们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从行为方式到生活习惯都完全中国化了，我们会对此有所惋惜吗？相信大家都觉得很正常，那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成为“香蕉人”？我们应该有双重评判标准，如果我们有自信，就不应该有民族割裂所带来的折磨。

　　对面桌子的人，他们在一边喝茶一边打麻将，麻将声取代了本应该与品茶相协调的小桥流水声，陕北的水车也装饰在茶馆的醒目位置，所有这些却让人觉得很舒服，因为这是在关中，而不是江南。

　　记者：从您写《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到现在，中国人的秉性有没有变化？

　　龙应台：对内地我不了解，台湾人真的改了很多。写《野火集》的时候是1984年，我在第一篇文章里谈到环境问题，工厂排出废气废水，周围的人却要被迫呼吸污染的空气被迫饮用脏水，工厂是以他人的利益伤害为代价。现在好多了。

　　记者：人们对内地的杂文创作有过这样的说法：鲁迅之后，没有真正的杂文家。您这样认为吗？

　　龙应台：其实每一个时代同样的问题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

　　记者：您曾经以“胡美丽”为名，对台湾的男权意识和女性问题作了抨击和揭露。在现代，台湾的女性意识有了怎样的进步？

　　龙应台：台湾女性现在有了很高的自主意识，而男性的进步总是落后于女性，男人保守、传统又缺乏自信，女性自主自立了很多。我想内地的女性也是这样。

　　龙应台身为学者和作家，总是从文学的角度探讨政治和社会问题，所以当这个女人坐在对面的时候，凌厉之气由内散发着。记者的采访刚刚结束，两个来参赛的小女孩谨慎而又大方地表达了对她的敬仰，并想与龙应台好好交流一下。只是被委婉地拒绝了。　（本报西安专电）

　　龙应台小传：

　　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