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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泥人的头微微仰起，你能感觉到它两只充满疑虑与惊恐的眼睛直视着你，你不由得会手足无措、顿时失语，观赏与被观赏的关系在这里被倒置。

　　葛姆雷的系列作品展《土地》还在继续，这回背景换到了亚洲，不过这次他似乎有些厌倦了

　　7月2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一间逼仄、阴暗略显压抑的展室里，英国雕塑大师安东尼·葛姆雷的作品《土地》首次在京展出。

　　16万个只有手掌大小的泥人聚集在展览室里，紧密排成一个巨大的方阵；当你眼望着它们，你会发现它们也齐刷刷抬头盯着你时，你不由得会手足无措、顿时失语，观赏与被观赏的关系在这里被倒置了。

　　“造人”运动的中国行

　　今年3月，《土地》率先在广州的一个地下停车场内亮相，按葛姆雷亚洲行的中国计划，他还会在北京、上海和重庆进行巡回展览。

　　这是中国最具特色的四大城市，而在展出地点的选择上，葛姆雷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广州的地下停车场，反映了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国家博物馆，则是政权、革命、中心的象征。在中国最商业化的城市上海，葛姆雷将使用浦东的一座粮库，让作品同真实的土地以及城市对于乡村的依靠结合起来，“这是另一种古老而隐含的关系”。重庆则是一座防空洞，你可以想到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人民共和国和军队的关系。

　　所有这些，使得葛姆雷的《土地》更像是一次“行为艺术”。他尽量让“我”退居幕后，只负责提供创意，作品则由“群众演员”完成。其实在此之前，葛姆雷已经在四个不同的国家创作了不同的《土地》，最早是1989年在澳大利亚，此后还有英国、墨西哥和瑞典。

　　早在1月，葛姆雷和艺术顾问张巍就在广州东北部的花都地区发动了这场“造人”运动。参与者是当地的村民，300多名老人、孩子、妇女，费时五天，做成了近20万个形态颜色各异的泥人。

　　让葛姆雷惊讶的是，中国人如此之快就能进入工作状态。此前，他一般要花上两天，让制作者克服长时间坐在地上的厌倦、对粘土肮脏沾手的反感。而在中国，他只用了两小时，花都人就“乖乖”听话了。

　　葛姆雷对泥人的要求只要满足三个条件就能过关：手掌大小，有两只眼睛，能站稳。

　　葛姆雷要求村民在制作的泥人上做一双眼睛，用小木棍戳出的两个窟窿。当小泥人稳稳地放在地上时，它的头微微仰起，你能感觉到它两只充满疑虑与惊恐的眼睛直视着你；当几乎一望无际的惊恐的眼睛这样仰望着你时，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失落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扑面而来，于是你无处可逃。

　　一块粘土的生命价值

　　为什么要做《土地》系列？葛姆雷表示，这回到了“我（们）是谁”这一古老的话题上。在现今这个无论在环境、经济、社会还是政治上都急剧变化的世界里，个体与全球化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能及时跟上变迁而不迷失自己吗？

　　产生这样的思考与葛姆雷的经历有关。1986年，“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中东一些国家的难民在难民营中的悲惨生活，很多人没饭吃，很多人死了。这些镜头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想不如创作一些在沙漠上走的小人来反映这个历史的过程，反映人类的命运，还有我们并不意识到的这个冲突。这些手掌大小的泥人反映的是人们睡觉时的一个梦！”

　　“而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让亚当醒过来，如何让观看艺术品的人有所意识，而不是一直无意识地沉睡下去。”

　　另外，这也与葛姆雷对艺术的观念有关。在他看来，“艺术不是作品而是过程，不是名词而是动词”。这促使他十多年来，坚持把《土地》系列做下去。

　　因此，《土地》与美感无关。在某种意义上，作品之外的意义要比作品本身的意义多得多。他力求使作品像呼吸一样自然，在全球不同的地方制作，以期表现不同的生命力、生命体和人文景观。

　　每一个小小的泥人都是一块被释放了的粘土，被烧制成砖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它成为制作者身体的延伸。通过留在泥人上的手印和指纹，你甚至可以想象到每个制作者行走、谈吐和心思的方式。但是，对《土地》来说，只有当一个个作品被放到一起构成集体，个体才有存在的理由。

　　葛姆雷认为，《土地》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图解”，所有个人不可言说的思想、难以沟通的感情、自由和公正的价值，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中国泥人的命运

　　葛姆雷称，《土地》是他作品风格的转折点。早期他一直以自己的躯体为原型，由此出发探索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土地》让他完成了“无我”的转变。

　　在工作室里关注自我，葛姆雷觉得孤独，而且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他想逃离这个牢笼，把艺术实践的场所放到自然、田野和土地上。《土地》让某个地方的泥土被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塑造成形，但在每个地方，成品的氛围、感觉和颜色又都不一样。葛姆雷称之为“新人类学艺术”。

　　这一创作还会继续吗？葛姆雷说他已经做得够多了。“想法在那里，如果有人感兴趣，尽可以去做，我不会在意。”真有必要的话，他只想在非洲大陆上再做一回。

　　至于展出结束后20万中国泥人们的命运，葛姆雷说他会留一些在广州的博物馆里，一些送到韩国、日本和台湾，但绝大部分都将被销毁，回归自然。

　　“尘归尘，土归土”，或许，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

　　安东尼·葛姆雷的艺术之路

　　葛姆雷出生于1950年，完成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业后，他到印度游历了三年，直到那时，已经24岁的葛姆雷才决定了自己的艺术之路。

　　1968年，葛姆雷加入了当时席卷整个欧洲的学生运动。他们占领了剑桥大学理事会，强烈要求学校修改章程，参加了反对越南战争、英国不平等移民政策的游行。

　　这段经历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葛姆雷说：“这是我政治觉醒的年代，我认识到每个年轻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声音和想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改变世界。”

　　葛姆雷在印度的三年，也是他人生经历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他一直对自己的绘画不是很满意，于是他想用真实的材料、在真实的时间和空间里，创作一些真实的物件，作为改变现实的“催化剂”，而不是用一个画框制造出与世界孤立开来的幻象和画面。

　　印度之行让葛姆雷受益匪浅，他学会了“如何成为自己，静静地体验自己生命流逝的过程”，而此前他全部有关真理和知识的经验都是来自于书本。这种冥想式的实践最终使他选择了成为一名雕塑家。在他看来，冥想静坐中的安静与祥和，正与雕塑静止沉默的本质相通。

　　与此同时，葛姆雷还认识到，欧洲古典文明不能代表一切，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更悠久的传统在，像印度、中国和非洲。在以后的艺术创作里，葛姆雷一直对这些地方保持了长久兴趣。

　　在其艺术生涯中，葛姆雷一直以自己的躯体作为原型，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索躯体与其寓居的空间之间的关系；在此期间他通过雕塑艺术形式创造了过去二十年来最富雄心壮志，最为人认可的部分作品，包括《土地》、《北方的天使》以及最近为格林尼治千年穹创作的《量子云》。

　　至于这回为何不在印度做《土地》展，而是选择了中国，葛姆雷表示，中国地广人多，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经历很大的变化。与印度相比，中国在亚洲更有代表性，更加吻合《土地》的主题。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李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