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舟

　　中国当代文学起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至今为止的文学教科书的普遍说法。《南方文坛》2003年第2期发表的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一文对此提出了异议。论文作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

　　孟文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的发生发展离不开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必要和必须的资源准备。或者说现代文学所有的多样化形态，在当代中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得到表达。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建立了边区政府。在这块象征着中国未来和希望的土地上，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延安进步、革命的文艺家进行了全新的文艺实践。这个实践当然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对新文化曾经有过不同的表述：“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毛泽东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新文化的论述：这是一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为人民大众”的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等等。它是新文化的要求，也是文学所要坚持表达和研究的标准和尺度。而延安时期的文艺实践，则提供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作出来的最初的范本：《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漳河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这些范本塑造了中国最初的活泼朗健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革命者的形象。对这些作品“历史化”叙述的过程中，也完成了这些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这个时期奠定的文学创作方向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只有用这样的标准塑造的生活和文学艺术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战时”的文艺主张被移置到和平时期，局部地区的经验被放大到了全国。社会主义雏形时期的文学终于在社会主义时代被全面推广。因此，当代文学的发生，应该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当代文学的基本来源，同样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而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则比当代文学的发生要晚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