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

　　“一个人如果没有失去期待幸福的能力——他就是幸福的。这就是幸福。”在离开俄罗斯的前夕，蒲宁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那时，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即将要离开祖国。但是，他却没有想到从此再也回不来了。蒲宁的后半生，时刻都处在无穷无尽的期待中，期待流血的俄罗斯成为一个文明而优美的国度，期待自己的文字让全世界都感触到那片在冰雪中呻 吟的土地，期待作品中（更确切地说是现实生活中）那些被凌辱的小人物都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离开俄罗斯20年之后，蒲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作家。那天晚上，他在法国普罗旺斯的一家电影院里看“一部名叫《贝比》的有趣的胡闹的片子”。这时，旁边响起了一些谨慎的声音，接着是一道手电的亮光，有一个人碰了碰他的大衣，郑重而又激动地小声说：“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

　　那道光照亮了蒲宁颠沛流离的后半生。在颁奖典礼上，他特意指出：“自诺贝尔奖金设立以来，你们首次把奖金授给一个流亡者。”蒲宁一直没有淡漠对俄罗斯的爱，对那片贫瘠的乡村和困窘的人民的爱。他不认为荣誉是属于自己的，荣誉属于他思念中的土地和人民。虽然苏维埃政权发起了批判蒲宁的浪潮，斥责他是“一个阴险的卖国贼”，但是任何一个用心去读他作品的人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连政治观点与蒲宁完全敌对的高尔基也承认：“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如此历史地写过农村。蒲宁的《乡村》除了其第一流的艺术价值外，还是一种推动力。它迫使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俄国社会严肃地思考的已不是庄稼汉，也不是人民，而是俄罗斯能否存在下去这一严肃问题。”

　　十月革命后，昔日的朋友们通过写作歌功颂德的作品而成为新一代的御用文人，很快住进了豪华的别墅，很快获得了在作家协会显赫的职务，作品在报刊上广为流传并被铭刻在纪念碑上。然而，蒲宁知道，那不是他所祈求的幸福，他宁愿孤独地漂泊在法国的乡村，依靠自己勤奋的写作来维持生活。后来，那些曾经风光一时的革命作家们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高尔基最终还是死于克格勃的谋害，连年轻的儿子都未能幸免；阿·托尔斯泰虽然渴望成为“第三个托尔斯泰”，但在高官显贵的宴会上，他不过充当花瓶的角色；马雅科夫斯基最积极地为斯大林政权歌唱，下场也最惨——在羞辱中，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呢？蒲宁的回忆录尖酸刻薄地嘲讽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文化名人，但也对其中的少数人士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他们都是与他一样渴望幸福的人。比如老作家埃尔杰利，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苦难的意义以后都会得到揭示的”，因此幸福也就蕴含在苦难之中。蒲宁还用很少使用的崇敬的笔墨写到了克鲁泡特金公爵。这是一位一生都在为他人的幸福而奔波的圣徒般的老人，身上有着婴儿般的纯洁。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鲁泡特金公爵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特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白痴”，因为他们对“幸福”有着自己特别的理解。

　　二月革命之后，克鲁泡特金公爵结束流亡生涯回到俄罗斯。刚开始，他还受到临时政府的尊重，专门拨给他一套别墅。然而，十月革命之后，他又被赶了出去。克鲁泡特金谋求同列宁的会面，他试图要把列宁的行为转到“人道主义路线上来”。遭到失败之后，他“感到失望”，他告诉身边的朋友说：“我明白了，不论在任何事情上要说服这个人是完全徒劳的。”

　　紧接着，克鲁泡特金再次被扫地出门。他被迫离开莫斯科，到了县城德米特洛夫。他在那里过着穴居般的生活，经受了真正千百万种折磨：饥饿的折磨，寒冷的折磨，坏血症的折磨。“——这个生命就是在冒烟的松明下，在论述人类道德的手稿前结束了。”

　　生命会终结，但是高尚的人们渴望幸福、期待幸福的心灵却不会死亡。蒲宁没有能够回到魂牵梦萦的俄罗斯，却用文学建构了一个心灵的俄罗斯，在那里，他获得了永远的幸福。

　　本版插图／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