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从外地来广州扎根的一位文化名流，说广州很实惠，也比较寂寞。他从前所在的那个城市，文化氛围很重。比如，朋友或熟人之间，可以为了探讨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倒三四趟车，煞有介事地赶到他家里来聚上一次。一聚就是一晚，几个小时过去，谈论的问题既与生计无关，也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结论，但谁也没觉得白费光阴。末了，赶过来聚会的人，再倒三四趟车，心满意足地回家。

　　但在广州，这样的夜晚是荒唐的。即便你心里搁着问题，但只要这些个问题与衣食住行无关，你就会觉得不好意思提出来，否则显得太造作了。

　　这么说来，广州真的不好玩。

　　两年前，有个北京的朋友也持这种观点，他劝我到北京发展，理由绝不是北京申奥成功，前途光明云云，而是那里是一块诞生文艺疯子的沃土，有很多乐癫了的疯子，有真正的文艺生活。比方说，我到北京和这位朋友在三里屯坐下来，本来一张桌子都嫌太空，可一会儿，只要他一个电话，那些个猪朋狗友，就一个串一个，像细菌繁殖那么快，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内，五湖四海的人，坐满三张桌子。哪怕你身上无金，手中无权，只要年轻，有梦想，就可以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畅谈未来。

　　我朋友告诉我：一天晚上，还是在三里屯，这群猪朋狗友已经喝得半醉，谈着野百合谈着九丹，忽然有人提议，我们到上海吧，让棉棉请我们喝咖啡，让余秋雨请我们吃一顿饭，众人一致说好。有个家伙马上打电话给民航售票处，要送9张从北京飞往上海的票，不一会儿，飞机票就送到了，一看，是第二天中午11：30的，于是大伙不慌不忙继续喝，至凌晨3点作鸟兽散。结果第二天能准时抵达机场的，只有6个人，6位壮士只好英勇地登机。到了上海，一屁股就坐在香樟酒吧里，又喝开了。到头来，既没有找到棉棉，又不好意思骚扰余秋雨，大家伙儿窝在那里喝到星夜时分，坐上打了大折扣的夜班机，返回北京。

　　初夏的一天，一位有点江湖地位的音乐人自西部进京来了。我朋友古道热肠，慕名请客，想来想去，还是到东城那家川味餐馆价廉菜美。这一饭局，本来只请1个人，最后却来了20个。那天从中午喝到太阳偏西，猪朋狗友们丑态百出，有的滑到桌子底下，有的互相搂着就啃起来（男生啃男生），有的熟视无睹继续高谈阔论。埋单的时候，大伙都傻了眼，只好均贫富让大家齐齐掏腰包，有两个家伙竟然身无分文，只带了一串钥匙。这时，有个见义勇为的人，就挺身而出，赶回家里取钱，终于在薄暮时分将大家救出了川菜馆。

　　年晚岁末，这一伙人又啸聚一场。这天当然也少不了酒，举杯祝酒的时候，有人提议：“为我们来年，再也不与穷鬼来往，干杯！”这句话，引来欢声雷动，大家纷纷说：“干呀，干呀，我们再也不与穷鬼来往了！”

　　实际上，这欢呼雀跃的一伙，全部都是穷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