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澜

　　18岁那年，带着高考失败的伤痕和对文学梦的期望，我走进了省城。

　　省城并没有因为我的伤痛和坚持而对我流露丝毫的偏袒，奔波了12天，当口袋里的钱已经少得可怜的时候，我才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得到了一份建筑队的工作。所谓的工作，就 是每天挥动着铁锹，将砂石、水泥搅拌均匀，然后及时地运送到筑墙师傅那里。每天繁重的劳动常常让瘦小的我浑身酸痛，躺在集体宿舍的通铺上，我仿佛听到自己各个骨节碎裂的声音，汗臭和烟草味又肆无忌惮、不可阻挡地钻进我的鼻孔，梦中的彩虹和清风就被挤得支离破碎。我常常不得不闭上双眼，以免泪水不争气地掉下来。

　　那天，一位工友从脚手架上摔落下来，血流如注，惨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工头却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死个人是常事，都赶快接着干。”那种轻描淡写，仿佛刚刚死去的只是一只蚂蚁。

　　人也许不应该太敏感，但我偏偏又格外敏感，一片树叶的阴影似乎也能覆盖我的整个春天。人情的冷漠和世故让我的夜晚不再只是孤寂，又平添了感伤和困惑。常常呆呆地仰望着苍穹，问天上的繁星，我的梦离我究竟有多远？我的明天是什么颜色？希望就在这种叩问中越来越浅淡飘渺。

　　一个细雨萧瑟的傍晚，偶然地打开工友的收音机。女主持人真挚、亲切和咄咄逼人的自信立刻就抓住我的神经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我不知道一种声音是怎样打动我灵魂深处的。我心头的乌云刹那间消失得了无痕迹，阳光、清风、淡云款款而来……原来，打动和震撼、慰藉和激励一颗心灵的，竟可以简单得只是一份声音！那个下雨的傍晚，那个声音，那个主持人，让我执著地认为，是上帝派来的风雨丽人，拂尘一样来拂拭我心胸的尘埃。

　　听广播，准确地说应该是听她的声音也便成为我每晚的寄托。

　　就在我刚刚熟悉她的主持日程不久，她却突然从电波里“消失”了。仿佛失落了什么，莫名的烦躁和不安缠绕着我，我不停地用各种揣测的理由安慰着自己：出差、生病、调离……我的期盼一直持续到13天后的电台二周年台庆。那晚，我一夜没睡。当晨光从简陋的木房缝隙钻进来，照上我的脸颊，那个渴望了一千次、自控了一千次的欲望坚定了起来：去电台看她！

　　我费尽口舌，终于用三天薪水的代价换来一天的休假。借来一辆自行车，一路询问，从城市的这一端辗转着赶往另一端，终于站到了电台的大门前。我的心跳骤然加速，整个人都处在即将见到那个声音背后的真人的兴奋与紧张之中。我一遍遍地做着深呼吸，设计着见到她的开场白……可直到时针指向傍晚，我也没能鼓起走进大门的勇气。

　　我害怕真的见到了她，我的憔悴和庸乏会侵袭了她的明丽，也害怕现实里真实的她令我失望。

　　我继续在忐忑中等待着、盼望着那熟悉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没多久，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原来，她度婚假去了。我的世界重现了阳光和明媚，在她的声音中，我开始尝试着拿起笔，将自己的一些所历、所见、所思变成了文字寄往各家报刊，追寻着我的文学梦。

　　不久，在一个彩虹浮现的日子，我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南方的漂泊中，因为距离的遥远，不再能收听到那家电台的节目，但她的声音依然会在一些月光似水的晚上响起，如笛般清远，赋予我信心和勇气，还有永不气馁的顽强，让我一次次挺过风雨和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