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

　　关庚寅　著

　　进而又被查出了违背中央有关政策、违背财经纪律的问题。

　　头一条罪状，夏任凡为自己私涨一级工资：起因是电车公司1984年下半年对传统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取消了公司副科级以上干部奖金，实行职务浮动工资或职务补贴的结构性职能工资制。经过上级批准，沈电发[1984]二十九号文件规定，职务工资的标准是：

　　“正、副科长按十七-十九级干部标准；党委书记、副书记，经理、副经理，总工程师按十四-十六级标准。”

　　这样夏任凡按规定选择了中间，拿了124元，相当于15级工资标准。

　　1984年7月，他外出开会，办公室的同志考虑到他是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文件又有14级的说法，以及又掺杂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想法，便又给他上浮了一级工资。这样他每月可拿138元，相当于14级干部工资，仍然没有超出文件规定的标准。

　　夏任凡回来后，不够重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默许了这次浮动工资。事实上他只领了两个月工资，充其量也不过十几元钱，而且，当他一听到群众有些异议，立即拿掉了这级工资，并在党政联席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第二条罪状是“衣服风波”。起因是为了提高电车公司服务小姐们的自信心，夏任凡曾在大会上向全体职工宣布：我们电车公司的场服，一定要比“空中小姐”的漂亮。对此，职工们欢欣鼓舞、拍手叫好。

　　但是正当他们积极张罗之时，国家下发了“禁止动用公款乱发服装”的文件。夏任凡心里并不愿意停下，失信于民。但作为一个党员，他还是执行了国家的决定，在全公司停止了做服装。此时基层有三个单位已经定做了羽绒服，他便默许了此事，并要求合理收费。这样，1492件羽绒服便成为他违背中央政策的主要依据。

　　无独有偶。不久，他要到北京参加“十大青年改革家”大会，他身边的人说，夏经理到北京去开会，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公司的光荣，作为一个改革者，我们的经理不能显得太寒酸了，要穿得有点时代气息。在大家的一片呼喊声中，夏任凡才买了一套能体现“时代气息”的西服。

　　现在这个小插曲听起来挺感人的，也不足为奇，因为现在连打工仔也穿西服。可在色彩单调、国服中山装一统天下时，你敢穿西服，无疑像早春开的“梅花”，很“扎眼”，也招惹来许多关注的目光。而用几百元去买“行头”，也不该是他这个工薪族干部可以承受的。后来，这笔钱便以文艺队演出服之名，在财务报销了。这还了得？使人们气愤的倒不是公款买西服，而是一个堂堂的改革者弄虚作假、中饱私囊。

　　第三罪状是夏任凡借公差之机，带着老婆游山玩水。夏任凡对这件事的解释是：1985年7月，我要乘轿车到长春市出差，当时我爱人的母亲刚刚去世，心情非常不好，当她听说我到长春出差，非要跟着去看姑母。我是年轻干部，考虑到别人会议论，心里犹豫不决。可是最后还是架不住老婆的哀怨目光，把她带去了。对于夏任凡的这番解释，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同情与谅解，但是对那些被他的改革措施改掉与触怒的人来说，这岂不成了否定与攻击他的口实？

　　还有关于他违背财经纪律的问题，记者也作了深入调查。那是他下属的服务公司经理到广东出差，在与广州某单位洽谈业务时，买了一些香烟，并招待了一顿冷餐，花去人民币228元。回到沈阳后，夏任凡大笔一挥，这笔开支在服务公司报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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