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纪实将如梦如幻的人生娓娓道来我们仨杨绛著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
,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十三)
1962年的8月14日,我们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阳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锺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毛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
“年轻人”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1964年,所内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被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1963年锺书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1964年又成为“翻译毛主席诗词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1963年12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1964年4月回校。1965年9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1966年5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什么叫“火线入党”,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白。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10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山西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革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
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革命”。10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北京,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
8月间,我和锺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
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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