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关庚寅著

　　但是他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围绕他的浮沉、他的争论并没有结束，而是向更深更高的层次发展了……

　　该公司成立于1977年，担负着沈阳与各地繁重的客运任务。由于先天不足，1986年这 个公司仅仅有两站、两队、一场，远远落后于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根本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客运需求。为了发展长途客运事业，市政府曾作了大量的投入，建设了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的长客总站与客运西站，设立了南塔公路客运站。1990年末，这个公司有职工约3000人，经营长途客运线路116条，营业里程1.4万多公里，年客运量达674万人次。

　　如同当初组织上让夏任凡担任电车公司经理一样，这次他东山再起，又毫不迟疑将这个大型国有企业交给他管理，让他独挡一面，担任了长客的“一把手”。这种用人不疑的大胆做法，无疑是表明了党的开明干部政策。

　　应该说，夏任凡落马那些日子，作为一个从生活最底层、借着改革大潮涌上来的青年改革者，他是痛心疾首的，是认真反思的，也吸取了前次“落马”的经验教训。

　　他走马上任后，在各种会上会下，不止一次诚恳地说，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真的不是，我对自己要求不严，有时私心太重，政治上也不成熟，时不时还耍小孩子脾气。而作为一个改革者，要时刻修正自己，这种修正不是文过饰非。以前，我总觉得只要开拓、创新，大方向不偏，小节算不了什么。实际上，小节不拘，也难成大事业。我的头脑不冷静，处理问题片面性，思想意志的不坚定，都是和缺乏思想理论准备有直接的关系。改革初期没有样板，年轻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容易发生“食洋不化”的毛病。自以为懂点丰田、懂点松下的管理方法，就以为改革不过如此，甚至看了一些描写大刀阔斧改革的文艺作品，就囫囵吞枣搬来套用，忽视了中国国情，忽视了企业的实际情况，必然会造成悲剧，不管这悲剧是属于社会，还是属于个人。但是这次“失败”使我感到一个过去常挂在嘴头上，但未有真正理解的真理：改革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一个大事业，否则将孤掌难鸣。况且改革并不像女同志打毛衣上三针、下五针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所以需要艺术性。他说，希望他的挫折和失败能为有志改革的青年提供经验教训，引以为戒。他更希望社会和人们能理解，他被免职后，他感到冷清、心烦、也失望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他感到中国不改革是绝无出路的，所以不能灰心，不能退缩，虽然他满身创伤、疤痕，但如果还要他滚地雷区，他将总结经验，重新上阵。

　　大概正是这些反思，使夏任凡从落马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到了新工作岗位之后，一开始时，可以说是谨慎从事的，是努力工作的，对企业加大了管理力度。在改革中，推动长途客运事业不断发展。

　　如1991年，为了缓解公司车辆不足的困难，他提出充分利用社会车辆联合经营，成立了沈阳市长途客运联营企业的改革措施；通过加强运输体制改革，进行线路调整，加强稽查力度，加强了大线、热线的管理力度。

　　通过实行干部下线顶岗服务，实行“站队、票款、司乘”三分离的管理办法，促进了增产增收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这一年实现利润总额145.8万元，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

　　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沈阳长途客运一统天下的形势，也遭遇了强有力的竞争。而这块“风水宝地”由于市里不拨钱，制约了他的发展，已经步履艰难了。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