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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祖丽著 张荷缩编
2．追寻母亲的足迹
“以前厂甸到春节总排满了摊贩，后面有座庙，黄鸟叼签算命的就在那儿。”不知什么时候祖炽堂兄站在我旁边说。
“黄鸟叼签算命！”母亲曾说过，她小时候最喜欢在厂甸看算命的指挥小黄鸟叼着命签给人算命。有一次算命老头突然指向人群说：“这个小姑娘有个直挺好鼻子，主意大着呢，有男人气，你们看着，赶明儿能做女校长！”
命运没让这有个好鼻子的姑娘做校长，却成了作家林海音。
1930年，外公林焕文先生在北京病逝，身为老大的母亲只有13岁，为了节省开支，外婆一家不得不搬离梁家园温暖的小楼，住进北京南城南柳巷，福建、台湾乡亲住的晋江会馆。在那儿住，不用缴房租。那天我和堂兄在胡同里穿梭了一阵子，才找到破旧的晋江会馆，里面仍住有几户人，但早已不是台湾老乡了。
当年一家8口挤在小小的会馆里，会是什么个情景呢？后来我在北方交通大学宿舍里问祖堂兄，他说：“在我的印象里晋江会馆的气氛很融洽，当时北京的台湾人社团有它的特殊性，既不属于北京社团，又不属于日本人，也不属于真正的台湾。住在里头的人彼此了解，抱得也比较紧。我记得林家住的前院有很多花草，屋子里的灯老是亮着，家里一些说台湾话的乡亲走动，气氛很温暖。”
外婆台湾板桥亲戚、文坛前辈张我军的长子、74岁的张光正表舅（何标）在北京寓所回忆当年时说：“爱珍表姑（我外婆）个性开朗、活泼，喜欢开开玩笑，我们都很喜欢她。当年你外公去世时，北京的台湾同乡都很为林家担忧，但你母亲扛起了这个家。后来她的果敢、干练、包容的性格恐怕就是那时锻炼出来的。以你母亲的聪明才智，是有条件念大学的，但她放弃了普通高中去念北平新专，为的是一毕业就能出来工作，赚钱养家。”
孤儿寡母留在外乡，是不是很凄凉呢？不，一点也不。燕珠三姨告诉我：“大姐经常在下班时带些糖炒栗子、炕枣等回来，一家人晚上就围坐火炉边，在微弱的灯光下吃着，一点也没有孤儿寡母的悲戚，这都是大姐带给我们全家的。”母亲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心里盼望着，脚下不由得就加快了。”
母亲常说，她最爱看全家人围聚灯下的画面，即使那是别人的家庭或是画报、电影上的镜头。
1990年，父母二度来澳大利亚探望我们。有一天，我带他们去参观维多利亚画廊，那天正是名画家佛瑞德·麦卡本（FrederickMuCubbin，1855—1917）的画展。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向母亲解说。母亲在其中一幅《迷途》的画前注视甚久，画里是一个小男孩坐在丛林地上，用手捂着脸哭得很伤心。在澳大利亚开拓年代，生活艰苦，父母双双打工，孩子乏人照管，很容易迷失在树林里。
母亲说：“我看了好心疼，真想把他从画里牵出来，送他回家！”
她买了一张复制品带回去。
几天后，母亲从台北打长途电话来说：“我把那张‘迷途’摆在书房里，每次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妈，那是画啊！”我笑了说。
“可是你瞧那个年代也真有这种事的啊！”她说。
“对，不只孩子会走丢，大人也一样，不过那是一种自愿性的失踪。”我说，“澳大利亚自古以来就有一种swagman，这种男人情愿餐风宿露，有家不归，就爱在外流浪。惟一的伴侣就是一只狗。一旦客死异地，被过路人草草埋葬，墓碑上简简单单几个字：‘他没有留下姓名’。”
“别说了，我简直不忍听。”母亲说，“家是最温暖的地方，为什么有人想离开家呢？我可不做这种事儿！我就怕曲终人散，客人走了，看着空荡荡的客厅，烟雾在灯下绕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
前几年，母亲热衷学粉蜡笔画，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她的画，直到去年，在母亲的书架里才发现她的一叠画作，除了少数几张花鸟外，其他全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家园景象。
这是不是就是她常说的“家是永远看不厌的”。
母亲的家几经迁徙。她1918年农历三月十八生于日本大阪，父母是台湾人。3岁时她随父母返台，5岁时，举家到北京，定居城南。1931年，父病逝。1948年，携一子二女，与母亲、丈夫一同回到台湾。
她作为记者、作家、编辑、出版人，在事业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她营造了一个幸福温馨的港湾；作为女人，她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完满人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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