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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六月八日，我嫁给了刘欢。 我们是上午领的结婚证，一人一本，红彤彤的。当青龙桥办事处那个严肃认真的小伙子郑重其事地把它们分别递到我和刘欢手中的时候，一种近乎宗教意味的神圣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不敢说刘欢和我一样，但我相信有一刹那他至少肃然起敬了，当然不是对那个托在手里的红本儿，而是对红本儿即将记录的一段婚姻。
一拿到结婚证，我们便直奔国际关系学院（以后简称国关）教师宿舍一号楼，三层的320室是我们的“新房”。其实一切都和昨天一样，这个约12平米的居室并未添新景，仍然是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单人床、一墙木色的组合家具和一套形似馒头的憨厚可爱的沙发，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显然，在这里过多停留不足以释放我们的喜悦，我们急需与人分享新婚的快乐。于是，我们飞奔下楼，推开了刘欢的好朋友兼同学、同事管忠的房门，正巧他的女朋友也在。我们四个人欢呼着，就着刚从食堂端来的四个菜庆祝了一番。刘欢还讲起了他头一天去医院婚前检查后独自到街道办事处办理结婚登记被人“骂”回来的事。我们吃着，听着，笑着，最后前仰后合倒将过去。
六月七日那天，天下着雨，刘欢怕我淋着：“别麻烦了，我一个人去吧。”说完便固执地独自撑着一把小伞趿拉着一双拖鞋去医院做婚前检查去了（我已在长沙做完）。没想到他体检完了一看时间还富余，心想干脆抓紧时间去趟办事处把结婚登记办了吧，结果叫人给轰回来了。人家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怎么你一个人来了？“瞧，你还得去。”
我当然得去！对于他的“包办”，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以为不就是登记一下嘛，干嘛弄这么麻烦！只好等明天了。”他嘟哝着。
我乐了，他那无奈又无辜的样子真是可笑又可爱。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奉命进京请演员。我记得拟请的演员名单上有这样几个名字：金铁林、王虹、张也、黄文君和刘欢。
因为王虹、张也和黄文君都已事先约好，找起来比较顺利，所以我们很快便和她们取得了联系。通过张也我们又找到了金铁林老师的家，金教授也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从金铁林老师家出来，我们差点儿没欢呼起来，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可是，刘欢怎么办？湖南因为刚播完《雪城》，为《雪城》演唱主题歌的他现在正火，我们必须找到他！
终于找到中央电视台文艺部那间狭窄的办公室，屋子里挤满了人，可就是没有我们要找的人。还真不错，一听我们是兄弟台的，大家都问我们有什么事，问能不能帮我们转告。我们说想请刘欢，有个高个子开玩笑：“喝，刘欢什么时候也火起来了？”我还傻乎乎地解释了一番。这时一位小伙子插话了，说刘欢的电话他那儿有，但是特别难打。他一边随手给我们撕了张纸写电话号码一边告诉我们，说这是国际关系学院的总机，刘欢是校团委的，你们得转分机，他忙着呢，特别不好找。
我们开始不停地往国际关系学院打电话，可是刘欢太难找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时间很快过去了，马上就要到我们回去的日子，由于飞机票早已经定好，我们还能在北京呆两天。没想到就在这天，事情有了转机。一回到住地，同来北京的同事就向我宣布：刘欢找到了！
同事告诉我他和刘欢约好明天下午去国际关系学院见面，刘欢会在学校门口等我们，我们必须得在四点以前赶到那里，因为他晚上要录音，四点钟会来车接他离开。
这天下午，北京下起了大雪。
晚上，看着窗外黑洞洞的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电影里看到的圣诞节的景象，心情好极了。
这天，我睡了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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