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核机密”案世界瞩目

　　美籍华裔科学家披露内幕真相

　　李文和自述

　　纪实文学

　　李文和　著

　　每次我都是事先得到批准，才就我已经出版的非保密性研究成果出国讲学或者参加学术会议，而且都按规定参加反谍人员对我们进行的安全保密教育。

　　确实，在许多科学家看来，有时候安全保密程序似乎有很大的随意性，或者会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干扰我们的研究工作。比方说，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有一个“两小时规则”：如果你离开自己办公室的时间超过两小时，你就必须关闭自己的计算机。这就束缚了我们的工作，因为有些复杂程序的运算要超过两个小时。

　　实际上，有些早就在公开文献上发表和报纸上刊登过的信息———例如跟我的案子有关的一些信息细节———仍然被看成是保密的，科学家们被要求把这些信息锁进保险柜。这些情况成了在保密环境下工作的科学家们经常抱怨的话题，无论他们是在各个国家实验室工作还是在承担国防研究的机构里工作。1999年6月，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把许多实验室和能源部说成是“牢骚盛行、傲气十足、无视领导，目空一切”。在安全保密和科学探求之间经常出现矛盾，这是秘密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文化，我自己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

　　我接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反谍处处长的电话之后，就动身前去安全处。我真的没有觉得这次叫我去有什么异常。尽管是因私出国，我毕竟是刚从海外归来，也许他们会例行公事地问我一些问题，也许是与实验室某个雇员有关的问题。

　　我快步穿过从X分部到办公区的长长的走廊。这道走廊是用釉面煤渣砖铺设的，顶上采用了荧光灯照明。X分部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办公室都在这幢工字形的大楼里。这幢在洛斯阿拉莫斯主干道上的大楼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行政大楼。实验室的其他分部则分散在从洛斯阿拉莫斯狭长的平顶山一直延伸到邦德利耶国家纪念碑的4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

　　几分钟之后，我就到了肯·希弗的办公室。肯大约60岁刚出头，是新近才到实验室来的，接手反间谍这摊子工作还不到一个月。此前他曾在联调局工作了35年。他的前任是鲍勃·弗鲁曼，刚退休不久，以前是中情局的。其实我还不大认识肯。在过去许多年里，鲍勃多次问过我出国后的情况，他还是我儿子中儿的足球教练。

　　和肯一起等我的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们实验室的反谍官员特里·克雷格，另一个人我不认识。他们开始询问我去台湾的事。

　　他们问我为什么去台湾，去见过什么人，谈了些什么，我在台湾的时候住在哪里，干了些什么，还有其他许多细节问题。我每回答一个问题，就会引发一轮新的问题。我尽力予以配合，把他们想知道的全都告诉他们。这种对话是不愉快的，但却很有必要，就像你去看牙科医生，希望能尽快结束疼痛一样。

　　我去台湾是为了私事，与家里发生的一个悲剧有关。我有个28岁的侄儿威廉，家在洛杉矶地区。1997年他们家遭到入室抢劫，母亲和弟弟惨遭杀害。事情发生后，我把他送进中国基督教康复中心。谁也不希望这种令人震惊的事发生在自己家人的身上。威廉是我三哥文土的儿子。这起凶杀看来与团伙作案有关。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们认为，最好还是让我侄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转到台湾一所学校去，以免遭到不测。

　　我太太飞洋和我的孩子们怕我卷进侄儿的麻烦之中，对我一年进行两次这样的长途跋涉感到担心。可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关系很密切，大家都认真承担着相互之间的责任。由于我在工作的时候能请假，他们就推选我来送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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