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制片方给姜文安排的房间，里面除了沙发和几把椅子，并不见姜文本人。他的助手告诉我们，刚结束一轮采访的姜文得先“歇口气”再说。两、三分钟以后，身穿黑色恤衫的主角从里间走出来，脸上带着微笑招呼大家，像个热情的主人。这两天在北京忙着影片《天地英雄》的宣传，姜文已经记不请到底接受了多少家媒体的采访。问起他的感觉，回答只有一个字：“累！”
采访过姜文的记者都知道，他是一座很难攻克的“堡垒”。采访过程中，他通常保持一种不咸不淡的礼貌，而那种礼貌要比“横眉冷对”更能达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效果。而他自己也说过，假如记者尽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那他就没法配合，因为这让他觉得没劲。要让姜文觉得有劲，也许同电影密切有关的话题是最好的切入点。
艺术创作是为了生命
记者(以下简称“记”)：同以往许多电影塑造的英雄形象相比，你所扮演的校尉李比较特殊。他不是一个为大义牺牲的英雄，更像是被逼上绝路的普通人。
姜文(以下简称“姜”)：我同意你说的。校尉李是一个逃犯，他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没有遵守命令。对于军人而言，不服从命令违反了军人的天职。但是军人首先是人，这个职业不可以抹杀他作为人的基本人性。他可以服从命令，但必须符合他做人的原则，一旦命令与原则相违背，他就会做出反抗。这正是我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
记：你喜欢这个角色是因为他符合人性，那么自己在创作电影的时候你是否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在英雄大义和普通人性之间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姜：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了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这些描述的确让人热血沸腾，但一切最终都将灰飞烟灭。那什么才是值得人们坚守的有价值的东西呢？我觉得人们对生命本身的感受，比那些所谓的追求更有意义。
我曾经问自己，艺术创作是为了生活还是生命。生活通常要符合现实，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规矩，但生命本身似乎在这些规矩之外。我之所以是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命。
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对生活的补偿，因为也许有人对生活不满意，也许有人对生活有幻想。既然生活让人觉得无奈、困惑，存在无穷的困境，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艺术创作。
我认为崇高的，值得人去付出的，是探讨生命意义的作品。每个人都想看到令人动心的作品，人被感动是因为生命的意义，而不是因为生活中的人情世故。越是貌似替他人着想的作品，越没有生命力。
电影没有男性女性的区分
记：当你第一次进入影片外景地大漠的时候，你眼前所见与你的想象有没有不同？
姜：我刚看到的时候，发现跟我的想象有很大不同。我的想象比我真实见到的更陌生、更原始。其实戈壁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没有特别触动我的。可能是带着工作的缘故，如果一个人去那里旅游，或许能感受到一些别的东西。我觉得人的想象往往超过现实，跟着想象走容易让人陷入失望中。
记：《天地英雄》是一部动作戏，有许多骑马和武打的镜头。何平导演为了追求真实的感觉，都没有使用替身。你有没有感到过害怕。
姜：面对马，我曾经感到了恐惧。马是一个力大无比的动物，跟它相比人渺小了许多。它要稍微不配合，危险就接踵而至。不过跟马接触时间长了，也就逐渐习惯了，甚至会忘记自己就骑在马背上。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小心翼翼，后来马几乎成了我的代步工具。
记：有人说《天地英雄》是一部纯男人的电影，赵薇扮演的“文珠”其实可有可无。你对此怎样看？
姜：对一部电影而言，没有男性、女性的区分。我不愿为电影定位，也无法给电影定位，这让我觉得很别扭。事实上，为富有生命力的作品定义是苍白无力的，而观众感受到的往往比定义要丰富许多。
记：你导演的电影很讲究台词。可是在《天地英雄》里你的台词却过于简单。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做改动？
姜：这是何平的电影，也许它更适合这样来表达。跟陆川合作《寻枪》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哪些东西我可以帮忙，哪些东西是我最好别帮忙，因为一帮就会帮倒忙。人物的状态和语言，导演有自己的想法，说不上好坏，我会顺着导演的意思来。至于我自己的电影，台词的确很重要，我会反复地修改台词。
《阳光》是给自己拍的电影
记：什么时候导演下一部电影？
姜：脑子里很多有故事，但都没有成型。
记：你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描写了一个发生在中国文革这个极其特殊背景下的故事，却在很多不同国家都受到好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姜：东京试演《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一个老太太看完后，哭得淅沥哗啦。我当时特别奇怪，因为她是个日本人，没有经历过中国文革那样的历史，为何能被这部电影感动。老太太的回答解除了我的疑问，她说：“我也经历过16岁。”后来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了一个“男孩变男人的故事”，我只是把背景放在了中国的文革。这不是我当初刻意的设计，我只是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而已。说句大家不愿意接受的话，这电影是给我自己拍的。我也坚信，越是给自己拍的，越是发自内心的，越能够感动别人。
图：一向傲慢的姜文对本报记者的提问很感兴趣，采访结束后特意给记者留下电话号码(本报驻京记者 余姝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