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我该做的事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不管是演还是导，都有很强的姜文作品的烙印，但很难得的是，在《天地英雄》里没有打上姜文的烙印。你在与何平导演的合作当中，是怎么摆正位置的？

　　姜文(以下简称“姜”)：这种印象可能跟我平时的言论以及我的两部风格比较强烈的电影有关。其实我想拍的电影是酒，有度数的，而且度数是比较高的。我个人不太喜欢拍那种软饮料似的电影，而且我也不太能拍出来那种电影，因为我本身其实并不简单，我也不是特别复杂，就是我本人而已，但是让我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也不行。从我1985年做演员的第一部片子《末代皇后》开始，我一直在做一个专业演员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我知道这部片子是谁的作品，我知道我在里面是主演。作为演员，我会提出所有我应该提出的建议，我当然也提了很多建议，但是我一直没觉得是用我来掩盖了作品，或者掩盖了导演的初衷和想法，《绿茶》和《天地英雄》实际上延续了我一贯的作风。应该说，这部片子是何平的，我在里面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导演不是电影的灵魂

　　南都：上次你说过演员中心的意思，这种说法很大胆，可能会令一些导演不高兴。

　　姜：那他可能对整个电影史和对表演艺术略微了解得差一点，以及有强烈的自尊心在起作用。好的导演应该是一个招待客人的好主人，你把大家请来你家里，你当然要掌握、搞好这个气氛，不能冷淡了客人，应该让每个人在你家里有一次非常愉快的做客体验。我也做过导演，做过几次国际电影节评委，我跟其他评委在评最佳导演、最佳电影时，都有这种观念，我仍然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信念：导演是要死在作品上面的，演员是要死在角色上面的。在那里，多余的卖弄、显示自己的任何才华的导演，都不会给他最佳导演奖。你让我看到了作品，你甚至消失了，都没什么。那种卖弄的导演在全世界其实都没有位置。卖弄、故弄玄虚，甚至让人看出一些导演想法的，作为作品来说，决不给他任何奖。

　　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落后的国家，现在还处在发展过程中，人们有积极性、有热情，是好的，但是，每个人利用任何一件事情来无端地展示自己是错的，它将破坏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一个导演不过是一部影片的组织者，或营造气氛的人，他不是一个灵魂。我可以说导演这个职业是崇高的，我敬重这个职业，但不能说你是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我就必须敬重你。很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是败类，是不称职的，是滥竽充数的。

　　南都：那么一部电影中谁是灵魂？

　　姜：作品，作品是灵魂。作品本身很重要，所以做案头工作是重要的，不论我、何平、张艺谋拍电影，都会拿出大量的时间来讨论、争论。只会说“Yes或No”的不是一个好的创作集体，它可能是一个施工队，甚至连施工队都算不上。

　　大家由于认识的粗浅，或者道听途说的太多，容易过分地强调某一个方面。当我看到哪一部分被过分强调时，我也用一种矫正的态度来纠正它，仅此而已。

　　评论与创作是两回事

　　南都：姜文的东西，就像是姜文的东西，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

　　姜：风格这种东西，并不是创造者非要刻意去决定的，很多东西是做成了之后，当作品面对观赏者的时候，观赏者抒发自己的态度的时候，给它的说法。比如说你爸你妈把你生出来，果然你长得挺美的话，一些人会不断地赞扬你，但并不是说你爸你妈把你设计好了才生的。

　　南都：那么你现在接拍新片有什么标准，或者说，对什么样的感兴趣吗？

　　姜：剧本看完再说，能从头到尾看完我就接，连看都看不完的剧本我肯定不接。

　　南都：在表演上你还有什么野心？

　　姜：我没有什么野心，我就期待着能创造一个好的角色，但是在中国，在亚洲，这样好的角色是很少的。这不是说电影人的问题，这是整个亚洲地区的问题，对于自身自我认识，在近五六百年来，落后一些。我们二三十年代、四五十年代的电影，幼稚得不得了。不单是中国、日本，其他亚洲国家就更没法说了，就更浅薄了。这个事情是急也急不得的，是整个的基础的问题。

　　南都：你对本报发起的“华语电影传媒奖”有些什么看法？

　　姜：我知道这个奖，(去年你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对，当时因为拍《茉莉花开》，没空来领奖。

　　南都：如果这个奖请你来当评审或者评审主席，你愿意吗？

　　姜：若有时间我肯定愿意啊！其实，在评奖这个问题上，我同意一个老的影评家邵牧君说的话，他说“电影奖就是应该由专家来评的，不应该观众来评，票房就代表观众了”。奖，是一个在顶尖上的东西，它一时也许不被大众所广泛接受，但是它会代表未来的方向。　本报记者　窦婉茹　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