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须有“核机密”案世界瞩目美籍华裔科学家披露内幕真相

　　李文和自述

　　纪实文学

　　李文和　著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支付了我去加州的机票和在当地租车的费用。1983年12月，我去了住在旧金山湾利弗莫尔附近的那个科学家的家里，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有人想陷害他。我跟他交谈了大约半个小时，而后就告辞了。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向联调局作了汇报。

　　大约过了一个月，也就是1984年1月，有几个联调局特工再次叫我去洛斯阿拉莫斯旅馆。他们就在旅馆里对我进行了测谎检查。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测谎检查，但不会是最后一次。他们把传感器固定在我的手指、手臂、腰部与胸部上之后，那个测谎专家花了半天时间，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有个问题是：“你有没有把机密信息告诉任何未经许可的人？”我回答说没有。检查结束之后，调查局特工告诉我，说我顺利通过了测谎检查。我觉得联调局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是可以相信的。他们说他们对我的调查结束了，对此我信以为真。

　　我在“捕虎陷阱”调查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我觉得测谎检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我也用自己帮助联调局的行为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事情也就此结束了。当然，这个结束只能算到这一次我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怀疑之前。现在，联调局声称，他们问我有没有给利弗莫尔那个科学家打电话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了谎。据报道，在这之后的多次国会听证会上，在新闻媒体上，都在说我否认给其他科学家打过电话，还说这证明我的欺骗性本质。我的律师们和我后来才知道，联调局把他们在1983年和1984年两次找我调查的档案丢失了———他们不得不“重建”档案。联调局的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可是他们反复这样说，似乎这一来它就成了得到证明的事实———而且他们还将反复使用这种“重建”档案的说法，用以证明他们指控我从事间谍活动是有道理的。

　　他们允许我回自己的办公室清理东西。我到办公室的时候觉得心烦意乱，对当天所发生的事感到震惊。他们对我如此这般地进行盘问，究竟是为了什么？

　　1998年12月23日，离联调局第一次找我已相隔许多年后，我不得不再次接受测谎检查，而这一次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个会议室。我尽量回忆其他一些可能对安全部门官员有用的事情。

　　我告诉他们仅仅几个月前，也就是1998年8月发生的一件怪事情。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住在圣菲的希尔顿大饭店一个说汉语的人打来的。他说他叫王明理，可是我不认识他。他说他是北京的一位外交官，是到圣菲来度假的，想和我见见面。

　　我告诉他，没有实验室领导的批准，我是不能见他的。接着他告诉我一个曾经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叫李弘毅的美籍华人科学家。

　　李弘毅跟我毫无关系。1997年，李弘毅承认自己有罪，说他1985年去中国讲学的时候，曾把有关潜艇研究方面的机密告诉了中国人。李弘毅的案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他被判处到一个关押即将刑满释放的犯人的过渡性教养院，让他去做社会服务工作。

　　打电话的这个奇怪的王先生问我：“李弘毅的案件对实验室里的美籍华人有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我告诉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华裔科学家并没有因为李弘毅而受到什么影响，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这个人又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论文或者报告要交给中国，因为他愿意帮我带过去。我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要让他带的。接着他给了我一个圣菲的电话号码，说如果要跟他联系，随时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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