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和自述

　　莫须有“核机密”案世界瞩目

　　上测谎机入黑狱终得清白

　　美籍华裔科学家披露内幕真相

　　纪实作品

　　李文和　著

　　我与一个专科医生联系后，星期三就住进了医院。他切除了我大约二十四英寸的大肠和小肠，还切除了部分淋巴。我很幸运，因为癌还没有穿透肠壁，也没有扩散到其他脏器。不过我恢复得很慢。

　　手术后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体重大大下降，家里人说我瘦得脱了人形，许多人都认为我怕是挺不过那一关了。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我无法很好地集中精力工作，常常感到头晕目眩。我们大家都担惊受怕———飞洋可能会面临独自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的重任，而孩子们以前从来没有见我生过病。中儿和纯宜才进中学。直到我康复之前，我们一直没有把开刀的事告诉他们，也没有说我得的是癌症。

　　我不知道卡罗尔为什么问起我患癌症的事，她肯定不是出于关心。我在手术期间没有接触过任何中国科学家。

　　卡罗尔对我1988年第二次去北京参加国际计算物理学会议的事特别感兴趣。我根据自己提交的论文，应邀做了一个与之相关的讲座。论文和讲座内容都是经过实验室与能源部同意的。有几个我不认识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也参加了那次会议，此外与会的还有一位是给我们X分部当顾问的加州大学教授。我是惟一的美籍华人，与我同行的是我太太，中儿和纯宜都不愿意去。

　　我们与另外五个与会科学家及其夫人们一起，附带进行了一次旅游。这几个人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匹茨堡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我们都是美国公民，除了我和飞洋，其他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白人。这些人里，只有我们夫妇会说汉语。我们一起去了西安、上海、杭州、桂林和广州，陪同我们的是一个中国导游。我们游览了中国一些非常美丽的自然风景点和历史名胜。

　　这次旅行对我来说是一次挑战，因为我癌症手术之后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实际上，我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到中国找一个中医看看病。我在北京的时候，去看了一个用草药治病的医生。那次看病花了一百美元———这在中国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至少相当于一个人几个月的工资收入。那个医生告诉我说我还能再活三年，还给我开了一些中药帮助我恢复。

　　这两个联调局特工还想了解我1992年去香港参加连续力学国际会议的情况。那次会议是由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学院著名计算工程学教授萨蒂亚·阿特卢里组织的，纯宜陪同我去。那次去香港，住宿花了600美元，纯宜观光花了我100美元，这些费用都有收据可以证明。

　　后来，《纽约时报》报道说我花这700美元是坐飞机去了一趟上海。在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阿伦·斯佩克特参议员甚至提出一个观点，说这说明我大概犯了大罪。我感到惊讶的是，事实怎么会被歪曲成这种样子，而那些在其他方面都很聪明的人竟然对这类谎言信以为真，而且永远难忘。

　　卡罗尔也问起我1998年的台湾之行。这个问题我在12月23日那次接受测谎检查的时候已经谈过了。

　　她问了我两个更重要的问题：首先，她再次让我谈了谈1998年我到中国去的时候郑绍东和胡思德两位博士到我下榻的饭店找我的事。这件事我在1998年12月23日接受测谎检查的时候也都说过了，当时有肯·希弗和能源部从瓦肯胡特公司请来的技师在场———郑问了我那个我不便重复的涉密的问题，是关于核弹头里有多少起爆点的问题。在测谎检查过程中，我已经根据我的记忆把所有情况都说了，可是她还是让我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她问我是不是跟某些中国科学家还保持联系。那次中国之行之后，我收到一两封信，向我索要我发表过的一些非涉密文章。我在不违反洛斯阿拉莫斯规定的情况下给他们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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