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开始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有一台“国产歌剧”非常引人注目——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的歌剧《狂人日记》和《夜宴》。两部歌剧近年来在海外盛演不衰,但是在国内,这还是第一次亮相,而这两部歌剧又分别与鲁迅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和古代传世名画相联系。如何把一幅“偷窥”而来的“旷世名画”变成现代歌剧,其中的缘由,当然是作曲家最清楚。
“我对画中的任何情节都没有兴趣”
在接受采访时,郭文景坦承选择这幅古代名画“并不是我对画本身有兴趣,这幅画作共有五个部分,我对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兴趣”,“这幅画作对于我还有剧本的作者邹敬之来讲,只有时间、地点、人物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它们仅仅构成了这部歌剧的载体也就是我们说话的由头,借以表达的则是与千百年来‘孔孟之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愚忠’思想背道而驰的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消沉、病态的行状更为触及灵魂的内质”
对于韩熙载这个人物,郭文景是以一种现代人的眼光审视的,“韩熙载是南唐重臣,才干出众,他看到南唐行将亡国,不愿出相为后主李煜卖命,便在自己家中声色歌舞,以玷污自己名誉的方式保全自己的名声,这样一种离经叛道式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他解释说,表现魏晋与五代时期的艺术作品,一直很少。有几点原因:一是这两个时期思想最为复杂,人物也最具个性,以传统的手法和正统的观念表现都难以合度;再有,长时间来,人们已习惯了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人物的消沉、病态。很难透过他们的行状,如药、酒、扪虱等看到更为触及灵魂的内质,以及依附于这一内质之上的艺术的成就。当人们更多地注重着先秦时期的那种王者霸气和刺客精神的时候,表现魏晋与五代时的人物及其复杂的内心是种新鲜的、甚至是创造性的选择,当然有一定的难度,也具有挑战性。
“大量运用传统元素,使歌剧色彩斑斓”
用歌剧表现绘画中的情境,在于创作技法的运用自如,在这一点上郭文景觉得“当初有点儿游戏的心态,所以在音乐素材的运用上也更加随心所欲”,“我运用了四川古老的说唱艺术金钱板、苏州评弹、京剧、四川的清音还有昆曲的一点点影子,乐器上运用了中国的古琴和琵琶,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传统元素的运用,使得这部歌剧的音乐色彩斑斓。”“我把琵琶作为乐队中最重要的领奏乐器,把她自始至终摆在舞台上,也是整场惟一不变的,在开场时演奏古曲《汉宫秋月》,在宠姬登场时则演奏《月儿高》。”郭文景说。
“失败的皇帝,伟大的诗人”
“古雅”,是必需的。这部歌剧虽然是作曲家借韩熙载抒发胸怀,但是最后的落笔却是在南唐后主李煜身上,郭文景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描写这位亡国之君,“歌剧的最后是一段五重唱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我运用了川剧的高腔,在写作情感的把握上完全没有了游戏说书式的世俗格调,是纯音乐的,非常美,非常雅。突出了对李煜——一个失败的皇帝,但又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的感慨。”
晨报记者 李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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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熙载夜宴图》
韩熙载(902—970),字叔言,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唐朝末年登进士第,后逃往南方避乱,曾任南唐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等官。韩熙载有政治才干,艺术上也颇具造诣,懂音乐,能歌善舞,擅长诗文书画。但他眼见南唐国势日衰,痛心贵族官僚的争权夺利,不愿出任宰相,把一腔苦衷寄托在歌舞夜宴之中。南唐后主李煜听说他生活“荒纵”,即派画院顾闳中深夜潜入韩宅,窥看其纵情声色的场面,目识心记,回来后画成这幅《夜宴图》。
由于顾闳中观察细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官居中书舍人的韩熙载纵情声色、欢宴达旦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活脱绢上。以致在这幅巨作中,四十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虽一再重复出现,而面目始终保持统一,但性格突出,神情变化多端。《夜宴图》全卷以手卷形式,一共用五个场景——琵琶独奏、六么独舞、宴间小憩、管乐合奏、夜宴结束,描绘了整个夜宴的活动内容。在场景之间,画家非常巧妙地运用屏风、几案、管弦乐品、床榻之类的器物,使之既有相互连接性,又有彼此分离感;既独立成画,又是一幅画。实际上,它不仅仅是一张描写韩熙载私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风貌。该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晨报记者李澄
历经坎坷《夜宴图》
《韩熙载夜宴图》历经几朝几代更替,最终得以流传今世,它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路。
此图曾经和清雍正朝权臣年羹尧有过短暂的缘分,所以图上有年的收藏印。但是好景不长,雍正朝年羹尧获罪抄家,于是《夜宴图》便被收入清宫。自命为“翰林天子”的乾隆对此画喜爱有加,在图上留下了他亲笔篆书的题签并钤盖了“太上皇帝”御玺。此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它一直是清内府的珍藏。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逃到东北,此画便是随身所带的行李之一。抗战胜利后,《夜宴图》流失在长春街头。
1945年深秋,张大千打算在北京买房定居。恰逢有一所前清王府要出售,索价是500两黄金。某日,他偶然来到古玩商云集的琉璃厂,巧遇《夜宴图》,索价也是黄金500两。最终,张大千决定舍弃豪宅而购名画。
1952年夏,旅居香港的张大千决定移居阿根廷,为筹措费用不得不出售藏画。张大千决定将“大风堂”的“镇山之宝”《夜宴图》以及五代南唐董源的《潇湘图》和元代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三幅无价国宝卖给祖国。他先以最低的价格转让给一位可靠朋友,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当时任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赶赴香港,从张大千那位朋友手中购回这三幅国宝。于是《夜宴图》以远远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了国家文物局,实际上是返赠给了祖国。原来张大千是怕自己寓居海外,万一国宝流失将成千古罪人。晨报记者李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