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月以来，黄耀明的名字在各大媒体频繁出现，据说他的新专辑《我的二十一世纪》销量火爆。于是，在与“大笑姑婆”杨千女华合作拉阔音乐会后，黄耀明正热火朝天地准备在本月底举行自己的个唱《满天神佛攞命舞会》。一时之间，黄耀明的人气指数在超乎寻常地提升。然而，对于喜欢黄耀明多年的我来说，却完全没有欣慰，因为我再次看到了一个被媒体人为捧出的“小资偶像”，就像王家卫，就像村上春树，就像阿尔默多瓦。这些本应属于小众，不该受人朝拜的文化人，在如今混乱不堪的精神食粮下，一个又一个成为了白领 、金领们追赶潮流的象征。为“制造”而制造，是从“小众”变成“大众”后的悲哀。

　　“小众”绝非是社会中一小撮人的孤芳自赏，那只是一部分特定人群的思维共性，就好像有人偏爱大岛渚导演的日本电影，从中可以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也好像有人偏爱米兰·昆德拉和卡夫卡的小说，那种极尽奇特之能事的写作手法可以在曲折变化中改变对世界的认知。

　　但是，他们不可能，也绝对不应该铺天盖地地流行起来，成为我们思想的文化旗号。这原本是一件多么自我的事情啊，一种淡淡的，不大为人所知的情愫，只有自己理解，只有些许同道中人懂得而且自虐般地享受着这种自我的张扬。就好像张国荣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不是社会的整体认同，却是属于自己内心的放纵。

　　所以，我怀念在过去岁月中，一个店铺一个店铺地寻找黄耀明、寻找达明一派的ＣＤ的日子；怀念在过去岁月中，无数次给碟店打电话询问《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询问《感官世界》是否到货的日子；我更怀念在已经渐行渐远的大学时代里，在狭小的校广播台播音室与同学们争论日本的“彩虹”乐队与欧美的“涅”乐队哪个更极致的日子。然而，在几个月或者几年以后，我所迎来的，我所看到的，是满街都是大岛渚，遍地都是Ｇｌａｙ，是黄耀明也开始走上街头等着歌迷围绕他签名的商业化历程，是林夕一边写着“望着满天的浮云，留给路人”，一边说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就做快活的狗，任浮华溜走”。

　　曾经“小众”的文化，“小众”的人，在不知不觉间更改，不甘寂寞也无法寂寞的媒体和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文化偶像，寻找新的文化品位。Ｆ4吹来的“美男风”，“野蛮女友”带来新式择偶标准，这些新名词被一个接一个地安上“流行文化”的头衔，然后再在言承旭、周渝民这些大众偶像标准的基础上，人为地捧出像黄耀明这样本来充满着距离感的音乐典范。

　　于是，不明就里的人们被舆论影响，他们像追时尚般地高喊着“黄耀明”，高喊着“王家卫”，生怕自己与时代脱节。这个过程的最后，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心灵家园，越来越多的人看不到自己所要的真正幸福。在从“小众”到“大众”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个文化圈中的巨大悲哀。

　　郝晓楠：《信报》文娱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