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木仓出来,刘欢要带我去见“四人帮”,这是事先已经约好的。
我现在对当时的情形已经记不太清也记不太全了,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断,可能是我太紧张太谨慎的缘故,生怕稍有闪失会给刘欢的这帮铁哥们儿留下不好的印象,因为我绝对不敢低估他们在刘欢面前说话的份量。
他们对我很友善,很礼貌。记得李国威当时正被什么事情所困扰,那晚的主要议程是帮他出谋划策,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判断着。这时,刘欢说出了据说在心里酝酿已有些时日的“私奔”计划:“我们去宁夏吧!我手里还有差不多一万块钱,够我们在那儿活个一年半载的。那儿很好,民风俭朴,还有贺兰山,我们可以在那儿写歌写音乐,去年我已经写了一套西北风情味儿很浓的组曲《土地》(不久全国疯刮西北风后,他便将之压在箱底再也没让它们一见天日——他不愿意跟风),正好去那里采采风,再修改修改充实一下,会是好东西的!你呢,反正台里也没什么事儿干,我们收拾收拾,马上就可以走。”
私奔?我怎么跟听梦话似的?我完全傻了,我脑子里一片糨糊,一时不知如何反应。见刘欢期待地看着我,我赶紧下意识地点点头,但心里却分明在问:叫我不上班了?这怎么可能?我连工作都不要了?这行吗?这合适吗?我真的能这样吗?
“那以后呢?我们以后怎么办?”我终于问出了声。
“以后?以后再说以后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他压根儿就没有长远计划!我突然清醒了,回到现实当中,我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即便再向往罗曼蒂克也很难从根本上剔除骨子里的安分守己。我开始劝他:
“咱们能不这样吗?你看,我们都有很好的工作,一年半年不去上班肯定会被开除,将来要是后悔怎么办?你会抱怨我的,你家里不更得恨我入骨?你担心你爸的身体不愿和父母顶撞,那你想想如果你突然失踪了,恐怕你爸的心脏病就真的要犯了。”
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是不是刘欢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有问题?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太被动,面对父母的压力他一直采取的是消极抵抗的策略:躲,逃,回避,私奔。想到这,我豁然开朗,感到如果换一种办法,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也许他父母并不那么可怕呢?不过刘欢却有些不以为然,但还是答应试一试。
谷建芬声乐训练班三月份要在天津搞十场演出,刘欢接受了邀请。
这天,我们一起来到了谷老师的家,谷建芬和老伴儿邢波都在。
刘欢和两位老师达成了一个协议。
原来邢老师听说我在电视台当主持人,就提出这次去天津演出可以请我出任前几场演出的报幕员,原定主持人李扬因为正好有事只能盯后面几场,这样便可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把刘欢的父母请来看演出名正言顺地见见我,另一方面也不用再费周折解决主持人的问题。
因为天津方面马上要在报纸上登演出广告,为了避刘欢家人之耳目,邢老师当即给我取了个假名也就是所谓“艺名”:梅兰,取自当时一首很火的台湾流行歌曲《我爱梅兰》。这样,当时天津报纸上的演出广告上主持人一栏赫然印着:李扬梅兰。
以后无论填什么表格只要看到曾用名一栏我就会想到“梅兰”这个名字。很久以来,每次碰到我,邢波老师都坚持叫我“梅兰”,从不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