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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岚
记忆中的宗岱师，五十五六岁的人了，可脚步坚稳、轻快，像个精神抖擞的年轻人。满溢红光的脸庞，总是开朗明快；笑起来样子像顽童，坦坦荡荡，却带着一股睿智的风采。
他喜欢讲逗趣话，又略带夸张。在场的人觉得好玩，都笑起来了，他自己也笑，笑得更爽朗。气氛那么轻松愉快。一旦涉及语言文学，无论教室内外，他立即变得认真执拗。
4年门下，4年同事，我有机会接触到宗岱师敏感、浪漫、长青的心灵。
1959年，大学一年级，我和一位同学在校园散步，走经他家门前，让他叫了进去。那时他住在中山大学外语系西区一座两层小楼里，一走进客厅，迎面壁上两幅国画吸引了我。冷不防他来到我身边，指着其中一幅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脑袋里浮起陶渊明的诗句，随口回答说：“抚孤松而盘桓。”他又指着另一幅，我想了想说道：“宇宙一何悠。”他眼睛一阵发亮，望着我微微笑，好像若有所思。
后来，我从旁得知宗岱师最爱陶潜诗，年轻时代游学法国时，出版过陶诗法译本，得到巴黎文学界很高的评价。
另外一回，他讲解一篇法语文章，在一个字上头磨了很久。大伙都译成“透明”或“明显”，他总觉得不够贴切，迫着大家找其他译法，轮到我，我说是否可译成“露骨”。这两个字一出口，他高兴极了。他的高兴不是因为得到一个王国，而是学生找到一个适当字眼。对作家和诗人来说，一个适当字眼比一个王国还重要。
他说过，他的感受不单靠感官，往往更多地运用心灵。
宗岱师上课，我们永远趣味盎然。事实上他知识面的广阔和深度，在系里无人能出其右。至于他早年的作品，不管是诗论（《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或是诗歌诗译，无不语言优美精深，经得起时间考验，历久愈新。从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到九十年代最新的中国现代诗选，几乎没有一本不把宗岱师的诗或诗评选进去的。
课余时间，我们不时到他家聊天。他给我们讲他的过去，他作为“五四”后新文学一代作家和其他文友的交往。他最追念的是20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在欧洲游学的日子。他把法国画家哈烈给他画的速写像给我们看，这张像挂在书房里。他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没有取得外国大学学位，是因为听从著名诗人瓦莱里的忠告，宁可从事文学实践，不追求一纸文凭。当他出版法译陶渊明诗选时，正是这位法国文坛泰斗给他作序。他每提起这件事，得意之情跃然脸上。
瓦莱里是象征派诗人，他的代表作是《水仙辞》，宗岱师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翻译成中文，1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个译本优雅传神，迷倒了很多青少年读者。
他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罗曼·罗兰的交情，也是经常提起的话题之一。明显地，离开欧洲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断层。
他珍藏着罗曼·罗兰与瓦莱里给他的十来封信，我们都有机会看过。但所有这些保存了数十年的宝贵文物，“文革”中都被当作“四旧”付诸一炬。“文革”结束后，他想追回失去了的时间。在73岁年纪上头，带着一身伤残，重译了“文革”时被烧毁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计划重译同时被毁的《浮士德》第二部，还准备把解放初期近3年的冤狱写成《狱中记》等等。可惜壮志空怀，他已“力不从心，拿起笔来，手却动弹不得”。再下来是身体瘫痪，神志不清，最后是死亡在即的绝望搏斗。他弥留前一两天所发出的闷雷似的吼叫，恐怕只有宗岱师本人才明白其中含义。
作为他的学生，当年他期待过的学生，读甘少苏女士的《宗岱与我》时，几回掩卷拭泪，但也只有空怀那份无奈罢了。他送给我的亲笔签名照片和两大册《法兰西学院词典》，在我当年去国后不知所终。记得照片后面，还抄录了一首他自己写的，颂咏关天培烈马的诗，第一段是这样的：
水师提督有骏马，
冲锋陷阵无其亚，
侧身注目意态雄，
振鬣长啸万马哑。
下面的诗句，我再也记不起来了。一场社会风暴能够令物质烟消云散，却永远抹不去我记忆中他的音容。
数十年来我心心念念，一直没有忘记他当年的关怀和期望。我和丈夫刘志侠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来到巴黎，羁旅于今，私心期许为老师做一点事情。1999年4月，在香港从事报纸副刊工作、一直景慕梁宗岱先生的马海甸与我们在香港聚首，闲谈中提起梁宗岱先生，有人提议编辑一部比较完整的《梁宗岱文集》，大家一致赞成，并且坐言起行，分工合作。经过两年多时间多方搜集整理，原始资料基本就绪。我们与中央编译出版社合作，在今年宗岱师百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四卷本精装《梁宗岱文集》，以此寄托我们对宗岱师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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