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牛虻”一词源出希腊神话，天后赫拉嫉妒丈夫宙斯爱上了少女安娥，放出牛虻来日夜追逐已化为牛的安娥，使得她几乎发疯。后来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自己比喻为牛虻，说自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当时的社会进行针砭，即使自己为此而死也在所不惜。

　　吃不到青菜的日子不好过

　　《牛虻》剧组的演员虽然都是乌克兰人。但制片、导演、翻译、摄影及摄影助理、照明师和场记等都由中方人员担任。其中，有三人来自深圳，三人来自湖南、六人来自北京，还有一位女场记来自美国。这么一个复杂的大家庭和剧组的多名乌克兰演员一起吃饭，口味不同可想而知。别看乌克兰人多为俊男美女，衣着考究，但他们的饮食却极其单调、简单和粗糙。我们记者团去乌克兰探班期间，吃了十几顿据说是最好的乌克兰餐，都觉得点无食欲，有的记者吃到后来一听说乌克兰餐就浑身紧张，干脆“绝食”。那些干硬的黑列巴，抹满了黄油的面包，用刺鼻怪味的香草蒸出来的又湿又硬的夹生米饭，实在是不对中国人的胃口。而且乌克兰本国不产大米，全靠进口，就是这样的米饭在此也是格外的奢侈。至于蔬菜就更是珍贵了。尤其是剧组在的这两个季节，天气寒冷，最多见的也就是小黄瓜、小西红柿、厚甜椒和洋葱，大叶子青菜根本没有。制片王远告诉我们：他来这里8个多月了，连做梦都想吃上一顿可口的中餐。由于饮食不习惯，两个月前，剧组在利沃夫金狮疗养院拍摄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分餐做饭。每人每天交10块钱的伙食费，这点钱虽然也吃不到什么，但总算还可以对自己的口味。疗养院老板一家人很向往中国，更喜爱中餐，每当饭做好的时候，他们就过来蹭饭，剧组慢慢就跟老板达成了“协议”，每份饭给他们品尝一点做交换，剧组的人休息的时候可以去他的鱼塘里钓鱼。说是钓鱼，也不过是过过瘾而已，因为鱼塘早就没有什么鱼了。

　　我们去探班的时候，从深圳出发，摄影师徐红亮的家人委托我们带给他一个纸箱，据说里面装的是方便面和老干妈辣椒酱。到了北京，郑凯南又委托我们带了个箱子，装的也是泡菜和中药一类的东西。过乌克兰海关的时候，海关官员一看纸箱封得这么密实，非让我们打开不可，他当然没想到也不会理解，我们6000多公里路会背来这些“玩意”。我们把这个细节告诉王远，他感慨地说：对我们来说，这可全是宝贝啊！你知道，如果我们每天都能把辣椒和泡菜带到现场，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爸爸，快回来”

　　如果说饮食不习惯是苦，那思乡就是苦中的苦了。

　　乌克兰相对于发达的现代信息社会来说，还显闭塞。这里除了豪华宾馆等极个别的地方能收到中国中央四套节目外，几乎看不到中文电视和报纸。网络也不发达，很少地方可以上网，和国内通话一分钟就要人民币50元，平时根本没有文化娱乐生活。用王远的话说，呆在这里跟坐牢似的，平时做顿饭就算是娱乐了。乌克兰演员最喜欢辣椒炒肉丝，他们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中华美食了。

　　剧组的前期筹备人员王远和翻译刘弦是最早一批进入乌克兰的，从2月8日到现在已经8个月了，一直没有回来过。王远走的时候，儿子才刚刚一岁零五个月，现在已经两岁多了，很会说话了。王远陆陆续续给家里打过几个电话，听着儿子稚嫩的童音喊爸爸，他的心里一紧一紧的，不知道是内疚还是高兴。有时，电话一通，听到他的声音，孩子就在那边说：爸爸辛苦，爸爸快回，宝贝想爸爸。王远知道，这是妻子平时教给孩子的。这样的时候，每每放下电话，他都要感动上好一阵子。我在王远的手机上看到他儿子的照片。他叹了一口气说：回去的时候，儿子是肯定不认识我这个老爸了，我呢，也只能在家里发过来的照片上熟悉熟悉儿子。

　　剧组的执行导演兼翻译刘弦是著名革命家李立三的外孙，因为姥姥李莎的原因，有着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今年28岁的刘弦黑色的卷发，留着浅浅的胡须，一看就是个漂亮的混血儿。他生长在北京，毕业于莫斯科电影学院导演系，现在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室。他在剧组里平易和蔼，没有一点名人之后的架子。提到思乡，他说，自己的家哪能不想呢，但出来做事，家里的亲人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你惟一的回报就是把该做的一切做到最好。

　　“水深火热”与“招蜂引蝶”

　　《牛虻》的摄影师徐红亮现在在影视圈里也算是个大腕了。但这次拍《牛虻》他也是吃尽了苦头，经历了水与火的洗礼。

　　有一天，剧组在利沃夫一个教堂的院子里拍摄，突然下起暴雨，大家赶快忙着把摄影机搬回室内。谁知暴雨如注，最后两台监视器虽然离屋子只有20米，但就没有机会移进屋。为避免监视器被雨水淋湿，徐红亮举着一块照明用的米菠萝板，站在雨中遮挡着，而他自己的手机和DV机就在旁边被雨水浸泡着，也无暇顾及。他的举动把乌克兰演员都看傻了，事后，他们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

　　“枪毙牛虻”是一出重头戏。该段戏的拍摄是在莫卡切瓦古城堡的一个深夜，现场布置了很多火把。乌克兰的道具师为了省事，把汽油直接浇向燃烧着的火把，没想到火把上的汽油流到他的手上，慌乱之中，油瓶和火把同时跌落在地上。刹时满地火光熊熊，油瓶骨碌碌地滚动着，眼看就滚到了监视器附近。乌克兰的道具师吓呆了，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应对。中国的照明师周志坚冲进火场，一脚踢开油瓶，火马上烧着了他的裤子，周志坚就势翻滚在地上成了火人。演员们此时也都吓傻了，都本能地找地方躲闪。只有徐红亮冲上前，猛地扑倒在周志坚身上，这才把他身上的火扑灭，但周的小腿上已经全是燎泡。现场的乌克兰人非常敬佩周志坚临危不惧的举动，马上聚拢来慰问，并且七嘴八舌朝翻译比划着救护的方法。翻译听了半天算是明白了，这是乌克兰的一个偏方：用自己的尿浇在伤口上！周志坚当然照此办理，赶紧撒了一泡尿……

　　在基辅郊外拍摄吉普赛营地时，徐红亮还被一群凶猛的野蜂蛰伤了眼睛。一天清晨，在莫卡切瓦饭店拍摄空镜时，还被一只大狗咬伤了腿。我问：“为什么这么多‘痛苦’的事都让你摊上了？”，他眯起细长而温柔的眼睛笑着说：“因为我的怀里抱着宝贝摄像机吧。”

　　“我冷，抱我”

　　演员拍戏，剧组就是个大家庭。在探班现场记者发现，乌克兰演员和中方工作人员相处融洽。部分演员还彼此学习语言用来做简单的沟通和交流。剧中吉普赛女郎“吉达”的扮演者朱丽娅是个漂亮时髦的流行歌手，性格十分活泼开朗，人到哪儿，笑声就到哪儿。采访中，记者问她有没有学中文，她立即高兴地对着摄像机大叫起来：“我爱你”、“你好”、“我冷，抱我”。那特殊的语调和可爱的神态把大家都给逗乐了。

　　但是剧组的演员友好是友好，在一些事情的协调上也有一些困难。譬如，中国人拍戏很玩命，恨不得把所有的活一口气干完再休息。但乌克兰演员不管戏拍到什么节骨眼，到周末时一定要休息，回去和家人团聚。这时的剧组就只好尊重他们的习惯放假。

　　最难调度的是群众演员

　　《牛虻》的拍摄有不少的大场面，群众演员最多时达到400多人。这也是最难调度的。这种时候，剧组除了要花钱雇佣警察（带枪的警察每天的报酬是12美元）维持秩序，保证现场演员的安全外，所有的调度都要在翻译的协调下进行。乌克兰的一份报纸曾对此做过这样的报道：中国著名导演吴天明不会讲乌克兰语和俄语，不过似乎并无大碍，“体态语是万能的语言，重要的是你如何正确地去指示”。数百名群众演员在导演手势的指引下忽而左忽而右，再忽而前行，仿佛在冲锋陷阵一般，虽然片中的战斗场面只有屈指可数那么几次。在中国摄制组拍摄期间，利沃夫整个变成了“意大利”。在修士教堂前马匹林立，在圣伊丽莎白教堂里则满是身着钟式长裙的太太们。马匹是从基辅运来的，太太们则来自利沃夫的多家剧院。她们脸上挂着明显的妒意，无可奈何地瞪着那些踌躇满志、由中方选定的年轻男女主角们。

　　为争取上镜，利沃夫市民在教堂前排起了一字长蛇阵，这种阵势只有19世纪在粥棚前排队等候施舍、20世纪在商店门口排队买肉时才出现过。扮演剧中次要角色的女演员们也都很精明：“招我们拍剧时条件都先谈好了：每天4个半美元，外加管饭。”

　　中国人对待拍摄工作的态度非常认真。导演强烈要求所有的演员表演必须真实：“当牛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后，演员高喊‘医生！’的时候，连救护车都开到我们这里来了，旁观者都信以为真了。”

　　真羡慕你们可以回家

　　10月底，记者结束探班就要离开乌克兰了，市委宣传部文创中心主任刘洋宴请剧组所有中方人员，酒宴开在乌克兰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吴天明导演也来了。那一天，剧组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兴奋异常，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已经好久没有这样放松，可以吃到中国菜了。那一天，大家喝了七瓶北京的二锅头，彼此诉说甘苦。特别是剧组成员之间，互相敬酒，好像有说不完的贴心话。我们知道，他们实在是太苦了，而且这个中滋味，只有一同战斗过的同志才能够有最深的体会。

　　第二天，是周末的休息日，王远、徐红亮和朱丽娅来为我们送行。看着我们的飞机票，他们羡慕地说：“你们多好呀，终于可以回家了。”

　　热情周到的朱丽娅为我们买了许多点心。我逗她：喜欢中国男人吗？她说喜欢。“为什么？”她美丽的眼睛一眨一眨地说：绅士与勇敢。

　　作者:本报记者曲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