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至高利益》虽已播完，但其引发的思考仍在继续。观众评论中除了提到细节真实之外，还对电视剧关注了政绩工程、农村民主选举等新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5年播出的《苍天在上》带热了我国反腐题材电视剧。此后，这类电视剧在人物级别和反腐领域两条战线上下足了工夫,人物级别越来越高，在反腐领域上也越来越广。

　　但随着反腐题材电视剧的增多，模式化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比如反腐行动每到进行不下去的危急关头，总要靠某个比级别最高的腐败分子更“要”的要人发出“无论涉及到任何人，都要一查到底”的指示，反腐行动才能继续下去，而这个要人，当腐败活动最猖獗时，他总是不在当地，或者在党校学习，或者在遥远的外地考察，只是在纪委书记或公安局长向他请示时，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于是发出“一查到底”的指示。

　　《至高利益》之所以能够引起观众的注意，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反腐题材电视剧需要拓宽尺度。

　　涉足新领域：政绩工程

　　《至高利益》可以说已经综合了以前反腐题材电视剧的诸多行之有效的手段。它同时还涉足了一个新领域——政绩工程。导演巴特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至高利益》是一部另类的反腐戏。周梅森以前的小说，说的大多是实物形式的腐败，而《至高利益》说的是心灵的腐败、权力的腐败，最大的腐败分子赵达功没有贪污一分钱，“但赵达功意识里觉得，这个城市是我的，这片疆土是我的，这种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赵达功造成的损失是难以统计的，他依靠政绩工程当上更大的官，这样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沈贻伟认为，《至高利益》的高度和深度在于它提出了“政治文明”的问题。它告诉我们，对领导政绩的衡量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政绩本身是否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

　　反映新现象：农村民主选举

　　周梅森在剧本里塑造了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季夫顺的形象，季夫顺最后死在为农村推行民主的工作中。巴特尔认为这笔写得很深刻，民主的推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这又是历史的必然，在这点上，《至高利益》提供了思索的载体。“山药蛋派”季夫顺比“海归派”贺家国更懂得中国的国情，在农村推行民主也更加有效。

　　提出新问题：反腐题材电视剧需要拓宽尺度

　　巴特尔认为，《至高利益》其实不是严格的反腐片，而是一部党建片，即使说是反腐片，也是一部另类的反腐片。他说，现在写反腐题材，无非是把腐败官员的级别写得再高一些或者贪污的金额更大一些，艺术家需要思索新的方式。但巴特尔更强调，反腐题材到现在要想有所突破，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事情，还有把关者尺度掌握的问题，也就是说应该有更宽泛的领域和尺度。（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