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颖颖 本报记者 陈娉舒 于长江

　　于长江：1988年大学毕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成都》作者慕容雪村曾是某公司的主管，其笔下的主人公陈重是外企的部门经理；《上海夏天》作者苏昱做网站、发布软件，笔下主人公小雨提着笔记本电脑出入顶级写字楼 里……“作者≈主人公”，这似乎成了“迷惘都市系列”的固有模式。

　　这正反映了当前社会对这个阶层的关注和追捧。我国的中产阶级仍是一个特殊的、人数比例极少的阶层，却是经济发展中负责管理、组织和协调的群体，也是经济发展受益最大的阶层，是青年人最羡慕的阶层，对社会最具示范作用，引领各种流行时尚。这些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标准化的生存状态，具备多元可能，能满足青年人多方位探索生活方式的梦想。

　　把社会“示范阶层”写入文学不是新鲜事。这种描写和关注，客观上在提高这一阶层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向中产阶级的倾斜，也会强化某些人数多但不那么显眼的阶层的“边缘化”，比如农民、城市市民和民工。

　　网络对这些写手来说既是工作又是休闲，写作是他们主要的休闲方式。但在作品中流露偏激人生观的这些人，生活中其实大多正常又理性，只是借助文字来宣泄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这一代人的处境和周围信息，赋予他们一些特殊的性格，而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最好的表达途径和方式。网络的匿名性（迎合不自信和不安全感）、非责任性、作者主导（反权威、自我中心）等全新特征，迎合了他们的需要。所以，慕容雪村虽然蹿红，却一直隐藏在网络深处，不愿以真貌示人。

　　网络小说中有相当容量的文字，描绘的是关于灵与肉的困惑。有人觉得真实，也有人斥之为垃圾，你怎么看？

　　这些描写，就其描写本身来说，是确有其事，也暗含作者的理想状态。但它仅仅是一种“局部真实”，不是社会的全部，也不是他们所接受的信息的全部。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他们“最强烈感受的部分”。这一部分青年，具有反省能力和提问能力，但是这种反思，相对于我国社会和历史的复杂程度而言，起点不算高。但这不表示他们能力低，问题出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使整个青年群体对社会的认知不够成熟。实际上，一个理想的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体系，应该在青年人的青春期前后，就把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了，到了成年要有更复杂的疑问和反叛，而不是简单纠缠于“好坏真假”这一类问题，这和现代化都市化社会的一般复杂性和多样性不相称。

　　对于一些基本需求———特别是性———的偏执和爱好，反映了一般价值观、善恶观和社会现实的错位。这种错位，使得青年人格外关注性，很多人把这方面的压制，视为一种最为现实、可任意反叛挑战的重要“压制”，因此也就把对性的释放，看成是实现反叛的自我解放行动。这种通过性解放来寻求革命性和解放性，其实是总体无力感和缺乏自信心的折射。

　　运用这一类“虚无主义”、“无所谓主义”来抵挡和掩盖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无力感，是这些作品一个重要特征。但这种“无”实际上不是一种“虚无”，而是一种伪装成“无”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随意借用的状态。这也在另一方面揭示出，我们的社会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正面的、超越现实具体利益的、成功的、永久性的、兼容性的自信和精神力量的源泉。

　　关于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关于传统价值观与新伦理的冲突，好像是这类作品的共同主题。这让一些人产生错觉：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人们感到沮丧与失望，就会到堕落中寻找刺激、释放郁闷？在你看来，这代人的精神特征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的社会，匆忙之中应付“两种转型，一个崩溃”，一个是从前工业化的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和信息时代，这在欧美是二三百年的进程，但在中国要在一代人内完成；另一个是中国作为一个东方独立的文明体系，不得不接受大量在西方文明生成的各种信息，同时，过去100多年来自身传统的破坏和崩溃，使得今天的一切转型，都缺少一个稳定的价值体系为基础。因此，今天中国社会的复杂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发达社会。

　　产生这种沮丧失望，是因为人们的价值体系和人格结构与社会现实发展脱节。社会正在急剧变化，需要人们的价值体系、心理和人格都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兼容性。而人们包括青年人的价值体系和人格结构仍然是片面的，其人格心理是刚性的。这种片面和刚性，不一定“传统”，也可能很“现代”，但它不是在人性和文化中自然生成的，而是由外界灌输和强加进来的。因此人们缺少应对社会变化的心理素质和习惯。

　　这就造成了这代人的精神特征之一，是缺少“整合性”，是“断了线的珠子”，被现实扯得支离破碎，散落一地，自己收拾不起来，缺少一种足以对抗这种分散倾向的自圆其说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所以只能用“怀疑”、“虚无”来对抗。所有正规官方教育的东西，往往成为“青春反叛性”的靶子，也没有自身重建整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