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

　　本报记者　郭珊　实习生　许蓓

　　采访动机

　　有人说：报告文学是文学体裁中的“轻骑兵”，它迅速有力地反映现实，以满足当代读者在阅读节奏和信息量方面的要求。杨黎光的报告文学作品，注重新闻性、社会性和真实性，关注社会热点事件，在选材、写法和语言上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成为中国文学原野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是什么驱使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摄人心魄的作品？在繁忙的报人生涯和艰辛的创作过程中，有着什么样的喜怒哀乐？为此，我们采访了他。

　　追赶时代潮流的作家

　　是沉淀不下来的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报告文学创作生涯始于《没有家园的灵魂》，在此之前您写了几部长篇小说，包括1990年出版的《走出迷津》、1992年出版的《大混沌》以及“献给国际反贪年”的《欲壑·天网》。请问，您的创作方向由小说转为报告文学，其关键性因素是什么？

　　杨黎光（以下简称“杨”）：我在1992年来到深圳，当时整个广东朝气蓬勃、日新月异，社会、经济都有着一日千里的变化。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是发挥想象的艺术，也就是以作家的眼光来看世界，在粉碎生活后再重新加以塑造，这种形式已经不能更直接、更及时地表现生活和现实，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而报告文学是一种纪实的艺术，它来源于社会，落脚在时代潮流之中。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总能催生一批报告文学，相对于小说来讲，报告文学与时代更贴近，反映社会现实也更加快捷。我认为报告文学更适合我“用自己的笔来纪录历史”的这种追求，所以我选择了这条创作的道路。

　　记：从1997年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没有家园的灵魂》，到刚刚荣获“中国报告文学第二届‘正泰杯’大奖”的《惊天铁案》，您都选择了一些造成社会轰动的大案为题材，您选择这些题材是否出于一种新闻工作者的天性？

　　杨：其实这些案件本身只是报告文学的一部分，我主要是想通过对这些大案、要案主角整个人生的剖析，来反映一些社会现象，包括我本人的一些思考和观点。报告文学不是新闻报道，它对于“时效性”并没有太高要求，而且我并不是一个追赶时代潮流的作家，追赶时代潮流的作家是沉淀不下来的。我写这三部作品，发表时都尽量压在社会炒作之后，避免“追赶潮流”之嫌。报告文学毕竟是一种文学体裁，文学的宗旨是表现人的情感和思想，我希望能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人生，给予读者一些心灵的震撼。

　　记：您的作品《惊天铁案》曾得到这样的评价：“以其对非常态下人性迷失的严肃思考与描述，使以批判和反思为核心品格的报告文学写作进入一个更哲理化，又更契合报告文学文体规范的新境界”，并将您作品的成功归于“写作理念”。请问，您的“写作理念”是什么？

　　杨：我在这些年的报告文学写作中，无非是在做两件事：一是把社会悲剧剖析开来放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能认识到一些不可重复的教训；二是寻找一种最美好的情感并抒发出来，奉献给读者。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意图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何谓财富”，二是一旦攫取了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就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王建业、张子强妄图最快、最便捷地攫取财富、满足自己非理性的欲望，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

　　报告文学创作应该是

　　“七分采访三分写作”

　　记：有评论指出在目前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两种片面化的倾向，一是缺乏理性精神的纯客观描述，使大量的外在信息资料取代或掩盖了作家的灵智之光；二是过多的主观性借题发挥，把报告文学变成了作家自己的主观独白，在失去现实性的同时客观性也受到了削弱。请问您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的？

　　杨：我想“文学”和“报告”是相辅相成的，报告文学创作应该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在创作一篇报告文学以前，作家首先应该掌握大量第一手的事实材料，当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也应该讲究语言上的锤炼。我认为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报告文学创作最关键的还在于对事实的把握，特别是对事实细节的把握，好的报告文学作品往往能通过对事实的各种细节描写，使整篇文章更丰满、更具吸引力、说服力和震撼力。

　　比如，我在写《惊天铁案》的过程中，发现原来的案件纪录中写道：“张子强去澳门，总会在葡京赌场的‘东方厅’豪赌。”之后我去了一趟澳门进行实地采访，却发现这个“东方厅”并不在葡京赌场，而是在临近澳港码头的东方宾馆内。正因为报告文学对事实有较高的准确性要求，作者更应该注重实地采访，确保作品能真实地再现事件原貌。

　　记：我们注意到您似乎相当看重王、张周围的人，特别是有亲密关系的女人对他们的影响。您对描述对象情感世界的观察，又是如何坚持“真实性”、“客观性”原则的呢？

　　杨：关于事实的任何一个细节描述都不能依靠单纯的想象。我写这些人的情感，事前查阅了大量的案件记录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找细节、找人物的内心世界，此外还与当事人的亲友进行交谈，从他们口中找到有用的素材，了解这些人物的性格和思维特点。即使是写情感，我也坚决反对虚构，反对所谓“合理的想象”。任何的推测都必须有足够的客观事实作为根据，如果缺少真实性的根基胡乱猜测，作品的感染力、说服力都会大大削弱。写到今天，我有一份强烈的责任感，我要向我作品中的人物负责，包括王建业、张子强，我要对我的读者负责。如果我没有办法拿到第一手资料，那我就告诉读者，这不是第一手拿到的资料，哪些是我的分析，我为什么这样分析？我把它全部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去评判。

　　记：在处理作品的“文学性”和语言锤炼方面，您又有什么心得呢？

　　杨：报告文学并非纯客观的描述，我尝试将文学写作的各种手法融入报告文学，用小说的笔法赋予报告文学适当的艺术内涵。例如，在语言运用的技巧上，我尝试将“影视”的手法糅合其中，恰当的镜头语言能赋予画面以生命力，使读者感受如身处其中。例如在《没有家园的灵魂》中叙述我与王建业的爱人见面的那一段，我将画面“镜头”拉近，给了她衣服上一颗摇摇欲坠的扣子一个大特写，以表现她当时的激动和内心的不稳定。除了追求真实和注重表现手法之外，我认为我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即我本人也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读者跟随我的视角来对整个事件进行哲理的思考，我在文章中融入大段个人议论及思考，还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让行文通俗易懂，这些努力使我的作品更易看、更好看。

　　报告文学是一门“苦学”

　　记：您曾在很多文章中提到，您常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部报告文学了”，您是否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杨：写报告文学最困难的应该是采访，以及处理纷繁的事实素材。报告文学是一门苦学。报告文学对“真实性”的重视，要求报告文学家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他必须身处在历史事件当中。也就是说，报告文学家在创作前、创作过程中必须通过自己的实地采访、查阅资料来获得更多真实的客观材料。1998年我去写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生死一线》，当时我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洪水中，泡了12天。我最近为创作一本记录广东“非典战役”的书，此前我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42天的调查。为了将地球的形成、细菌的出现、人类文明的进化和瘟疫的产生写进这本书3000字的前言，我查阅了600万字的资料。总而言之，报告文学是一门“苦学”，它要求作家付出非常多的劳动。

　　作为一名报社的副总，分内的工作已经很繁杂。我每天从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下班后才能写作，与家人也只是在吃饭的时候见见面。我常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部报告文学了”，那是因为我不能花费太多的时间来写作，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手头的写作计划。老实说，现在我最怕人家问我：最近在写什么书？但有了社会知名度以后，我常被邀请去写报告文学，这些年我总是在被推着走，一部一部的作品压着你，喘不过气来，为了写作我几乎牺牲了所有的个人时间。

　　记：但您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请问，您坚持的原因是什么？

　　杨：虽然我所接受的知识和信息是非常前沿和现代的，其实我的骨子里很传统，这种传统是一种“责任心”、“使命感”。我认为文学家应该有历史家的责任，历史的记录是宏观的，而文学应该对其加以补全，在细节的、微观的角度上对历史、时代进行记录，从而留住历史、留住生命。报告文学家的责任就是记录细节的历史，表现当代事件、人物，让这些事件和人物进入历史。我对社会和历史的这种责任感驱使我将报告文学写作坚持下来，也正是我的这种责任感，使我在写作过程中对这些人、这些事赋予一种特殊的人文关怀。

　　明年我打算写一本关于死亡的书，记录各种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故事，书名我都想好了，叫《死亡，离我们有多远？》，这本书我会慢慢地写，希望能有所突破。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部”（笑）。

　　记：有评论称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的情况下，作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才有报告文学的光荣和灿烂。那您的写作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写作、“作家”写作的心态，还是更多倾向于“新闻观察者”的身份？您为什么一直谦称自己是一名“业余作家”？

　　杨：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写作是我的业余工作，所以说我是“业余作家”。《惊天铁案》写了50万字，我没请过一天创作假，不是请不下来，而是我始终认为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报人，必须把本职工作放在第一位，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其实“新闻观察者”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并不矛盾，我想自己更多地凭借“新闻记者”对事实真相的执著去对待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要求；另一方面，我也凭借“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人类的思考来赋予作品更多的人文关怀。

　　我希望人人都拥有一个“枕头”

　　记：上个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曾经以“批判现实的文学”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风景。90年代以后，媒体和报纸深度报道的大量涌现使报告文学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而您恰恰是在90年代来到深圳以后才开始创作报告文学的。您的几部作品又在报告文学界创造了几个不小的热点，您怎么评价报告文学近10年来的发展态势？

　　杨：当代文学的各个门类中，报告文学是最年轻的。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报告文学热发生之时也是时代发展、社会变化最剧烈之时。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创作报告文学，这个时期的报告文学确实趋于平缓，因为改革开放在此时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社会也处于一个“阶段总结”的时期。我的作品之所以能产生社会效应，外在因素是“腐败”和“反腐败”已经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新的社会规则还没有完善，很多人钻经济和法律的空子，行贿、受贿产生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就不能稳定，同时国家也在强调打击腐败，我通过几个大的事件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另一方面，我还注意到有些报告文学只注重记录事件，而不重视塑造人物，于是我尝试调动一切文学手法来塑造人物，并融入自己的思考。我甚至把自己当时怎么采访、怎么想都告诉读者，这使作品读来非常真实、亲切。

　　记：目前文坛对报告文学的未来之路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报告文学正在衰亡，另一种观点是有望在新的世纪里实现“大繁荣与大复兴”。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报告文学的现状和前景的？

　　杨：目前坚守报告文学创作这块阵地的作家确实不多，可以说现在并不是报告文学发展的高峰期。报告文学是纪实的艺术，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化之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报告文学作家这个行列，也可能催生一段时期内报告文学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文学的大家庭中，报告文学仍是最具活力的文体，社会和读者的需求也使报告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记：您曾提到，您所有的文章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最大的财富？在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之中，您是否已经找到答案？

　　杨：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每个人都在经受考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清贫的人因为清贫睡不着觉，暴富的人因为暴富睡不着觉，虽然两者有着质的区别，但人最终还是要追求心灵的宁静。因此，我希望人人都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能睡着的“枕头”，我认为，这是人的最大财富。至于我个人嘛，我觉得已经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枕头”，一般情况下，我躺下就能睡着。

　　记：广东现在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广州、深圳都提出要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您认为，城市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杨：建设文化大省，“以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决策立意非常之高。我认为城市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增添一些文化设置。这个最终目的，我认为应该是弘扬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发展有益的价值取向。

　　广东的文化应该是兼容性很强的综合性的新文化，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出代表作和代表人物。比如讲到我的家乡安徽，就会想到黄梅戏，就会想到严凤英、就会想到《天仙配》。这些年深圳市是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的，出了很多获奖的作品和人物，究其原因我认为有这么几点：一、开放的程度；二、没有地域文化的束缚，没有文人相轻，文化氛围比较好；三就是政府的充分投入。但说到一提起深圳文化就会想到的作品和人，还需要时间的积累，我们所有的文化人都要为之努力。

　　人物简介

　　杨黎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高级记者。现为深圳报业集团副总兼深圳特区报副总。他是近年来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思考并报道一个个社会热点事件，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

　　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探微》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报告文学《生死一线——嫩江万名囚犯千里大营救》获中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长篇报告文学《打捞失落的岁月——死缓犯人曾莉华狱中自白》获“中国报告文学首届‘正泰杯’大奖”。

　　2002年5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选改革开放以来20部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杨黎光获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2002年6月，散文《走不出外婆的目光》获首届“冰心散文奖”；2003年9月，报告文学《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获“中国报告文学第二届‘正泰杯’大奖”。

　　杨黎光还著有长篇小说《走出迷津》、《大混沌》、《欲壑·天网》等3部，还发表有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电视剧本等，包括《青春门》、《天柱情缘》、《欲壑·天网》、《没有家园的灵魂》、《惊天铁案——张子强犯罪集团伏法纪实》等多部电视连续剧。此外，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