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隽，香港资深影视、广播、出版人，香港电影金像奖现任主席，本报“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1957年出生，参与的影视作品超过一百部，近年侧重监制、编剧及经理人。曾监制及策划的电影包括《阳光灿烂的日子》、《风云》、《中华英雄》、《百分百感觉》、《古惑仔》系列、《停不了的爱》、《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美丽乡愁》等。

　　这次访京有很多收获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次访京团的目的和意义都实现了吗？

　　文隽：其实这样有规模的访京活动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在1993年的时候去过一次，那时候令大家兴奋的是能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拍照，回归之后在1998年曾经也有过一次访京活动，那次我没有去。这一次听说是这几次访京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都是以老板为主，例如向华强、杨受成、林小明、李国星、林建岳等等。我说的这几个人差不多就是香港这几年最火、还在拍电影的老板。他们代表了5个集团——有中国星、寰亚、寰宇、美亚、英皇，你看看今年的报纸，稍微有点看头的都离不开这几个名字。所以这次从市场、生意的角度来定这次活动的主题，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去年年底出炉的CEPA，当然里面说的很多东西都与电影无关，但是电影界能不能从CEPA当中得到一些好处，现在看来，我们也达到这个目的了。第二个座谈有实际的意义，我觉得已经有很多收获了。

　　南都：你觉得每次访京后的成效有多大？

　　文隽：以前我们会经常要求有关部门告诉我们审查的尺度，不能只是那几个人说了算，到今天其实我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考虑和讨论，我觉得他们这次的态度也不像应酬、敷衍我们，他们很认真。

　　我认为香港电影是非常悲观的

　　南都：你觉得目前香港电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是在回升吗？

　　文隽：没有。我觉得香港电影的光辉岁月已经过去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因为时代是在进步的，电影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电视了，还要面对很多其他媒体的竞争。我刚才提到的5个老板，他们当中有4个的公司是在做录影带的发行，他们的工厂都有好几条生产线，外面都没人拍戏了，他们自己都不拍戏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香港片，要么是大制作，要么就是小成本。小成本制作的目的就是发行录影带，大制作就非得要去电影院看不可。每年有两三部片的票房有2000万(港元)，好像景气了些吧？对不起，不是。景气是指很多中小型公司大家都有活干，大家都去拍自己专长的、喜欢拍的戏，那才叫蓬勃、恢复。现在只是一些发行音像的大老板，他们看准刘伟强，看准大片，要不然就找一些小导演，按老板的意思，能骗一些录影带来卖就算了。这其实是很不健康的。说香港电影没有恢复。我认为香港电影是非常悲观的。

　　南都：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呢？

　　文隽：第一，我觉得政府要把所有光盘、VCD、DVD等等的收入都纳入到投资方的回收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但是我在考虑的是更超前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开拓的，是要寻求新的Windows，也就是新的窗口、渠道。第二点，其实我去年在香港也已经在做了，就是拍网剧，我想培养观众在网上付钱看戏的习惯，能看电视剧自然也能看电影，不是所有的影片都要拍成《英雄》和《天地英雄》那样吧？像黄建新、张元的一些戏，他们的对白特逗，他们的情节特别有趣，我们就不需要到电影院里面看大银幕了，他们的影片里都没有千军万马吧？我们只需要通过网络去欣赏那些对白就足够了。这就是我们香港电影以后的出路、前途，以后我们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一夜成名、一夜致富，关键就在这里。

　　明年是中国电影改革的春天

　　南都：你前几年拍《我的兄弟姐妹》有没有感觉到内地已经和以前不同了？

　　文隽：其实还是有些困难的，总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影响我们的戏。我不介意改，但是改一次，要重新混录，那都是钱啊！花这么多钱是种浪费，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南都：有人说今年中国电影到了改革的春天，你是否认同？

　　文隽：明年吧。因为我们这次了解到他们有很多改革，像今年多了一个发行公司，在市场上，他们开发的速度已经比想象中要快了。在创作上，改革的步伐还是比较慢。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还是不够明确，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催促他们快一点才行。

　　记者手记

　　文隽是典型的电影商人，相信他跟人讲话不离一个“利”字当头，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尤其是在目前大部分内地电影人不会讲回报，以致拖垮一代两代的时候，我们急切地呼唤多几个文隽这样有商业眼光的“能人”来指点江山。采访他时，他把时间算得很精确，不能提前，那样会打搅他吃饭；不能延后，那样会耽误他干活。有时我会觉得他不尽人情，但有时也觉得他很可爱，毕竟他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可让我们有章可循。中国电影何其不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