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作品

　　李文和　著

　　莫须有“核机密”案世界瞩目

　　上测谎机入黑狱终得清白

　　美籍华裔科学家披露内幕真相

　　在我被捕一个星期之后，孙伯先和他们事务所的律师卢安·潘和希瑟·赫什一起飞往华盛顿，去见一家大律师事务所———西德利-奥斯汀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汤姆·格林和马克·霍普森。经过几个昼夜的努力，他们于1999年12月20日（星期一）写成了一份控告能源部、联调局、司法部和其他一些未点名单位的诉状。这项工作在我被捕短短10天之后就完成了，而再过一天就是我的生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生日礼物。它向政府表明，我并没有因为受到逮捕就一蹶不振，就停止了抗争———我们不会再容忍他们这几个月来不断透露情况的做法。马克给联邦政府的有关机构写了许多信，信中都谈到我的隐私权受到侵犯，而且说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布赖恩和他们事务所的律师宣布说，他们要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以作为这次诉讼的开始。纯宜和中儿都到场代表我讲话，因为我不能亲自去了。看到我的儿女们为了我的事不得不抛头露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中儿在中学时代当班主席的时候，就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讲话，纯宜也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到目前为止，我的律师还没有要我们在媒体面前说过什么。

　　可是现在，面对39次终身监禁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我们不能不采取一些行动，以阻止那些谣言被人们当成事实加以接受。我真不想让孩子们去当代言人。我为纯宜的健康和安全担忧。可是我的孩子们心里有话要说。为了让他们能面对各路记者、各主要报纸和全国广播新闻媒体，斯泰西·科恩帮他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后来我听说，有个记者问我的孩子们是否认为我被当成了替罪羊。纯宜与律师交换意见，看能不能回答，然后斩钉截铁地说：“绝对如此。”

　　此外，阿尔伯克基的弗里德曼-博伊德-丹尼尔斯-霍兰德-克莱因联合律师事务所愿意为我进行辩护。我以前只见过克莱因一次，是在一次初秋。现在我很快了解了他、南希·霍兰德和该事务所的其他律师。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仍然受到监禁。在这段时间里，是约翰和南希经常从阿尔伯克基驱车穿越沙漠到圣菲的拘留所来看我。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就案子进行的交谈并不多，因为约翰和南希都没有得到涉密安全许可证，不能跟我谈机密信息。即使他们得到Q级许可证，监狱也不是谈论我案件中的核心问题（核武器代码机密）的地方。

　　我意识到，如何对我的律师解释那些代码，如何让他们明白起诉书所指控的那些问题背后的物理、数学和计算机知识，就全要靠我自己了。在单独监禁我的牢房里，我开出了一些书籍、参考资料和相关主题的单子，以便约翰和南希从我这里回去之后找一些相关背景资料看一看。帮助我的除了两位律师，还有约翰的助手芭芭拉·庞德、他们事务所的准律师安·德尔法，以及主动向我提供帮助的调查员拉里·特鲁希洛。他们都开始研究起核武器来———结果他们发现，政府指控我“窃取”的许多东西在公开文献中早就有了，而且在网上也能查到。

　　弗里德曼-博伊德-丹尼尔斯-霍兰德-克莱因联合律师事务所开始在我的案子上倾注大量时间。这家事务所不是免费为我服务的。约翰和南希同意每天收取的费用不超过一个限额，即使某一天加班干了16个小时，他们每人也只收取8小时的费用。这家事务所知道我没有那么多钱来支付必要的法律事务费用，可是他们同意由某个募款的法律保护基金来支付，尽管当时这个基金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不知道那么多的钱怎么从那些与我素不相识的人那里募集，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事。马克和伯先说这样的事以前就有过。如果保护基金能得到捐赠，约翰事务所的费用就能支付。如果募集不到那么多钱，该事务所同意免费继续为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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