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

　　——近期新书印象

　　文／张弘

　　今年是北京建都850周年，北京出版社的《侯仁之讲北京》（尹钧科选编）、《串胡同会名人》（田迎五编著）、《纳兰性德》（李雷著）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这座古老而年轻的都市尽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给人的感觉仍然非常奇特。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蕴藏着一段历史，有关它的每一个名词都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这三本书或许就是最好的佐证：《侯仁之讲北京》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描绘出北京城的起源和发展的总体脉络和轮廓，具有窥探幽深，求索隐微的特点和价值。《串胡同会名人》细数着多位历史文化名人的胡同故事，让人感觉那些寻常巷陌和屋舍绽放出熠熠照人的光彩，其神圣与不朽的灵性破字而出，有着隽永而迷人的魅力。而《纳兰性德》则让一代词人的才情和风采跃然纸上，勾人无限怀想。纳兰性德词多感伤情调，纯净性灵，至今仍深受人们喜爱。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称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细品其词，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惜乎天妒其才，英年早逝，但其留下的不朽篇章将伴随着北京故事永远流传。

　　作品的“不朽”当是每一个作家的梦想，获奖只是人们对于作家一种形式和物质上的承认而已。“出口转内销的”的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戴思杰著，余中先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最近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原因之一就是它国外获得过奖项的经历增添了人们的好奇心。在我看来，小说本身还称不上杰出的文学作品，故事和结构也很简单。此种感觉反不如《新散文十五家》（马明博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能带来更丰富的阅读体验。林贤治说“散文是自由文学的骄子”，《新散文十五家》作者都是新人，在创作理念上有明确和自觉的追求，或能靠近散文的自由状态。

　　《不服从的江湖》可说是最近的新书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作者王怡在网上声名远扬，其文字亦庄亦谐，极具可读性。借助于武侠小说和电影，王怡坚持着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着独立的社会批判，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和故事中，他以自己的学术背景，从理论的角度切入、分析，在寻常的故事中揭示出权力的潜在并对之保持高度警惕。这种文字的最大好处是使那些没有耐心去研读精深理论著作的读者在轻松、随意的阅读中能够领悟到一些思考的方法，同时它与读者之间也具有了亲近感。

　　秦晖先生的新作《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就更能从感性和理性上使读者与作者保持一种深度的精神共鸣。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一直是被欺凌的和被侮辱的人，他们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既没有言说的话语权，又不能抵御来自各方的伤害。这种境遇使得他们的苦难极其深重。时至今日，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农民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与农村复杂的现实，历史背景相比，仍然显得力度不够。作为颇具知名度的学者和为数不多的农民学专家，秦晖先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农民问题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合，它同时也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奕的结果，积重难返之下，不施以猛药并加以调养恐难以根治。否则，“黄宗羲定律”很难打破，“三农”问题也将继续恶化。与本书相呼应的是《直选与自治——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生活》（吴重庆、贺雪峰主编，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一书，本书集中了多篇研究农村自治问题的文论，许多个案以事实印证着秦晖先生的观点，基层自治受限于许多方因素，任重而道远，很难让人乐观。

　　秦晖先生从自己的学术良知出发表达着自己的公共关怀，他也因此得到了知识界的敬重。王怡通过网络的空间以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实践自己的理念，字里行间漫溢着人本主义气质。一个知识人角色的确立，正是依赖于其采取的知识立场和知识实践，在言行中完成。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就是这样的先驱。他论美洲问题的三篇文章被辑为《美洲三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中，柏克的政治智慧尽显无遗，就连柏克先前的朋友，后来的敌人福克斯对其人真书也及予了高度评价。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政治学家，西方某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才日趋完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之外，《美国联邦主义》（［美］文森特·奥斯特曼姆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当可使读者深入了解美国的联邦主义观念和制度。出于“总统是靠不住的”的忧虑，美国人采取了种种防止个人或集团把民众带入灾难的制衡措施，它决不仅仅是电视上议员们夸夸其谈的辩论。翻译者王建勋的一番话或能道出这本书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要成为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必须辨明我们自己不幸的原因，学会获得重构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替代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