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

　　2002年，我在香港某大学当客座教授，接受了电台的一次访问。想不到访问者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记得考进大学时的情景吗？

　　我早就过了“耳顺”之年了，向我了解当年黄毛未褪时的情景，不是颇为突兀么！当 然，我是知道这提问的含义的。就在我到达香港的前几天，当地某大学发生了一桩丑闻，一批老学生在迎接新同学的集会上，故意向女同学大讲脏话。消息一传出，自然全港震动，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访问者向我提问，其实想听听我对这丑闻的看法。我下车伊始，不了解内情，不便置喙。至于侮辱新生的做法，我在青年时代，也并非全无了解。据说，在解放前，许多大学，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大学，多接受了欧美大学的“传统”，新生入学时，一定得乖乖地接受老生的作贱乃至凌辱。在“迎新会”上，老生可以把新生弄得狼狈不堪，而新生只能够逆来顺受。这种陋习，名为“拖尸”。时至今日，香港某大学老生们的污行，实际是承袭着欧风美雨。对此，回归后的港人看不下去，也未尝不是社会风气改变的表现吧。

　　不过，电台访问者的提问，倒真的钩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1956年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报到的那一天，我携带简单行李，乘公共汽车径往康乐园。车子过了海珠桥，便进入了市郊。黄土公路两旁，尽是水稻田，阡陌纵横，丛丛灌木。晓港桥头，停泊着几叶扁舟，好一派远郊情味。当年，南校门依然写着“岭南大学”几个字。浅黄色的方形石柱，托着横梁，就像下边缺了一横的“口”字，简朴到无以复加。我有点纳闷：这校门和我读过的中学校门差不多，哪有什么高等学府的气度？

　　车子驶往校道，我下了车，才知道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梦幻世界。

　　从校门望过去，夹道是两行茂密的紫荆树，树上开满白底镶红的花。有些花瓣落在地上，校道便像铺着碎锦。树下是经过修剪的低矮灌木，开放着灯笼形状的大红花。深红粉白，浅黛浓绿，交相辉映。空地上有榕树、木棉树、荔枝树、蒲桃树，夹杂着丛丛翠竹，微风过处，花树婆娑，沙沙作响。绿树间有几座红灰色小楼，传出钢琴叮叮当当的乐音。我心旷神怡，暑意全消，觉得迎面走来的一切人，眉头眼角，都流溢着盈盈的笑意。

　　转过小礼堂，眼前一亮，好一幅青翠欲流的绿草地！我平生未见这么大这么美的草地。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弄清楚大学的真正涵义，只是觉得，光是这片大草坪，已经足够让我欣喜和迷恋，让我领略了我们学校的气度。

　　我赶紧办妥入学手续，放下了行李，便回到了当时名为“学习广场”、“翻身广场”的大草坪上，拣一个阴凉去处，静静的躺下。草地软茸茸，暖烘烘，草尖儿轻拂着肌肤，草蜢儿乍然跃起，草地下像有一股潮热的蒸气冒出，我的身躯，也和氤氤氲氲的泥土气息融为一体。天上云飘，耳畔蝉鸣，康乐园，不就像世外桃源么！

　　午后，有人通知我，晚上系里举行迎新大会，我心里像打鼓。“迎新”不是会“拖尸”吗？等着被拖得了。我想，这一关，反正“新丁”要挨过去的，也顾不了许多。于是，把心一横，索性先拖了几位舍友，逛逛校园再说。

　　时近黄昏，我和四位同学走到了校园的一个斜坡上。坡后古木参天，树阴浓密，宛如一片森林。我长年居住在城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时兴起，便使劲的往前边跑。谁知跑到树丛边，却发现森林被铁丝围着，还贴着“内有恶犬，请勿进内”几个字。我张望了一下，没发现林子里有狗，倒瞥见树枝上垂挂荔枝。于是撩起裤管，跨过围栏，走到树下，正要伸手摘那枝头的荔枝，忽然斜刺里冲出一条又黑又大的狗。那家伙一声不响，向我扑来。俗语说：“无声狗，咬死人。”我扭头便跑。狗在后面紧追。我逃到铁丝栏边，举脚便跳，谁知铁丝挂住了我的裤管。这一来，整个身体哗啦一声扑倒在地上。我逃命要紧，奋力爬起，谁知“嘶”的一声，新缝的裤子撕开一个大口。那狗正要咬我，见我扑倒在地，以为要捡石块扔它。它略一迟疑，我便乘机逃出了生天。

　　回到宿舍，惊魂甫定，舍友都来安慰我，大家匆匆吃了饭，便前往“迎新”会场了。

　　那天晚上，系学生会主席说了些什么话，大家表演了什么节目，我一概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一边心疼自己的新裤子，一边想着“拖尸”。整个晚上，只坐在角落里发呆。我还觉得，不少老同学的视线集中到我的身上，似乎还有些舍友，望着我窃窃私语。晚会一结束，我赶紧溜之乎也。

　　回到宿舍，洗过澡，正准备休息，忽然有人敲门。我喊了一声：“进来！”

　　咯埃一声，房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竟是四五位高年级的女同学。我一愣，一边喊着“请慢点”，一边手忙脚乱地把撂在床上的外裤赶紧穿起来。女同学看到我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而且眼光都落在我的裤子上。我有点纳闷，低头一瞧，惨了，原来我在忙乱间，穿上的竟是那一条从膝部裂到脚跟的破裤。

　　“是这条吗？”一位女同学指着我的破裤问。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正做声不得，谁知道她在哄笑声中清楚地下达命令：“脱下来！”

　　我手足无措，那女同学见我迟迟疑疑，又说了一句：“不要不好意思嘛！”然后，她们都笑着走出房门口。

　　我赶紧脱了破裤，换上另一条裤子，才扣好皮带，师姐们又一拥而入，不由分说，把破裤子拿走了。

　　我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不敢声张。心想，原来这就是“拖尸”，只是想不到师姐们也会干这损人的“活”。

　　我盘算着，她们会把我的破裤子拿出去示众，或者要我拿出多少礼物作“赎金”。我还想到，肯定有人把我逃命跨栏的“劣迹”出卖了。那一夜，我的心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第二天，到校园溜了一圈，一切似乎都很平静，我关心的破裤子未见公示。午餐时到了膳堂，也碰见一两位曾到我房间“拖尸”的师姐，她们只是似笑非笑地和我点点头，便走开了。虽然如此，“待决之囚”的无奈，被人出卖的懊恼，一直笼罩在我心头。

　　第三天，早餐过后，我回到宿舍。忽然看见，“破裤子”端端正正的被摺放在床上。我赶紧拿起来一看，原先的缺口，已经被细细密密地缝补好。细看针线，均匀紧密，缝补者一定花费了许多功夫。我又赶紧掏掏裤袋，看有没有人留下开出“赎买条件”之类的纸条，但几个口袋都空空如也。

　　这一回，我又愣了，这是什么回事呢？难道这也叫“拖尸”？

　　到现在，我一直不知道是哪一位师姐给我缝补裤子。只记得当时自己呆呆的站在床边，心情复杂，既是感激，又是懊悔。那细密的针线，带着老同学的友爱，暖在我的心上，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其实，从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我从来没见过什么“拖尸”。见到的只是每一届新学年开始，老同学总会组织起来，高高兴兴地迎接新同学。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变成了“师兄”，便请缨参加迎新活动，在火车站举着牌子，等候南下求学的学弟。有时，等候列车直到深夜。当然，我也“拖”，但只是替新同学拖行李，也会拖着他们到校园走走。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训，也会告诉他们什么地方是不应跨越的。

　　从“迎新会”后误解冰释开始，我深深感受到同学间友情的温暖。我们的校园，自然景色是美的，但更美的是那一份浓浓的友情。解放初期知识分子纯洁的心，优良的素质，以及淳厚的社会风气，正是缔造大学校园内在美的基础。

　　至于那一条经过缝补的裤子，我长期保留着。直至文化大革命，我要奔赴“五七干校”，妻知道我要上山挑东西，才把它裁开，制成厚厚的“垫肩”。此是后话。